哪位文人因交代不出刘少奇叛徒材料与妻子服药自杀

核心提示：与侥幸存活的冯友兰相比，翦伯赞无此幸运，因“刘少奇专案组”逼迫他交代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实在交代不出，与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剂量西德产速可眠自杀。

翦伯赞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15年01月19日第19版，作者：施京吾，原题：人文之殇（本文是节选）

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第一个贴出重磅大字报的正是北京大学造反派，著名造反派头头聂元梓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文革”甫一爆发，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随后，冯友兰便陷入不断被批判、交代中。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8月26日冯友兰再度被抄家，不仅拿走了他家几乎所有值钱物件和许多纪念品，同时只让老夫妻俩住一间房子，其余都被锁上。后来，他的居所一共住进了5家，入秋，由于御寒的衣服取不出来，他只好披着麻袋，顶着寒风去开批判会。除了批斗、写各种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扫街道。

此时冯友兰已年逾七旬，患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医院去看病，由于“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医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疗，他于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学系某‘文革’小组组长”，汇报、陈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于15日住进北京医院，但手术尚未做完，医院也被造反派夺权，他又被赶了出来，无奈之中，他只好拖着尿瓶子接受批斗。此后，经多方努力，3月份才做完第二次手术。

在一份北大革委会作战部编印的材料上写到：“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他仍然贼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煽动反革命复辟。……成了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白旗。”接着又将冯友兰与刘少奇联系到了一起批判，说他因为“积极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得到了刘少奇的赏识”。就这样，冯友兰不断地被批判、交代、写材料。

从“文革”爆发到1968年5月，是全面武斗、夺权的混乱阶段，5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原本是为制止这种混乱所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动乱制造者实际是“文革”发动者，罪责却推给了“混进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清队”意味着从胡揪蛮斗变成了有系统的政治迫害，出现大量冤假错案。

此时冯友兰已是73岁老人，他于8月底9月初被工宣队诓骗出去，对他实施隔离审查，开始了劳动改造。这说明对冯友兰的批判升级了。

在隔离审查期间，大教授们在“牛棚”里济济一堂，批判冯友兰时，除了“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外，还一定要他承认自己是“反动学阀”。洪谦开始也跟着承认自己是“反动学阀”，但造反派却认为资格不够，只能是“反动学术权威”。冯定自报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又不够格，他只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各种不同级别的“罪行”中，冯友兰是最重的。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审查的时间不长，两个月后的11月18日，他与翦伯赞一道被解除劳教，释放回家。据冯友兰自己说，这次优待得自领袖的“关照”，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这番讲话对冯友兰来说，无疑形同救命。

冯友兰没有死，而且是在领袖的“保护”下，他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解除劳教后，他按照工宣队指示致信毛泽东表达了感激之情，同时还以诗词表达了这种感情，写下《蝶恋花·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之谦逊、之沉痛、之卑微和民国时代的冯友兰判若两人。信和诗作皆通过谢静宜转达给毛泽东，毛泽东向冯友兰表示问候。此后每逢事端，冯友兰都要以诗词赋颂，不论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冯友兰表示“欢呼”：“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最令人侧目的是在毛泽东78岁寿辰之时，他写下《韶山颂》三十三首，其中最后一首写到：“曾以宏词作《天问》，又以革命作《天对》。旷世风流问对人，万岁万岁万万岁。”其语言之直白、格调之低，令人叹息，写《西南联合大学碑文》时冯友兰的神采荡然无存。毛泽东收到《韶山颂》后，托谢静宜向冯友兰表示感谢，冯激动不已，再作《七绝·感事》：“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成绿荫。”冯友兰的这类诗词，连同《咏史二十五》合计写了百首左右。

与侥幸存活的冯友兰相比，翦伯赞无此幸运，因“刘少奇专案组”逼迫他交代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实在交代不出，与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剂量西德产速可眠自杀。

据不完全统计，自“文革”开始到1968年底，北京大学仅自杀的老师就有：历史系教授汪；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英语系教授俞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夫妇，北大化学系器材室职员林芳；生物系教授陈同度；物理系教授饶毓泰；北大原党委书记崔雄；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吴伟能以及陈永和。

实际上，1960年以后冯友兰的各类作品已不断出现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到“文革”中晚期则达登峰造极。连续不断的批判，对这位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说“文革”之前的历次运动是对思想的清理、头脑的清洗，“文革”则意味着要对生命作出抉择。何去何从，冯友兰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冯友兰是以批判对象出现在新政权中的，一直持续到1968年劳教释放，达20年之久，谁能经受住长达十几年的批判？后来那些挖苦冯友兰的人，是否想过自己在接受批判的同时渴望过“解放”、渴望过“为国家”工作？这和冯友兰的区别并不很大。

“解除劳教”之后，冯友兰的待遇渐渐恢复，而林彪事件的出现更使“罪行深如海”的冯友兰派上大用场。

林彪事件发生，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到1973年后主要转向尊法批孔。冯友兰作为一名年近八旬的“老运动员”，他担心自己再次成为批判对象，他说：“我当时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嘛。”正是此种心态的支配，他主动写了两篇发言稿，分别为《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先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毛泽东读到这两篇文章后表示了支持，《光明日报》于1973年12月3日、4日连续两天进行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正是这两篇文章，使冯友兰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一个新人形象冉冉升起。冯友兰的文章完全违背自己的学术取向，一代大儒，却带头口诛笔伐，动摇自己学术的根基，这种文化景观，亘古未有，“文革”中却屡见不鲜。

北大和清华于1973年10月成立研究小组，后改为大批判组，这就是著名“梁效”的来历。大批判组成立后还邀请了一些著名教授参加活动，其中冯友兰名望最高，此外还有周一良、魏建功、林庚、杨荣国等。冯友兰被安排为“顾问”，主要工作是查找典籍，核对材料，注释成语典故。这对其他人来说自然是“梁效”写作班子成员了。其实冯友兰又何尝摸得清中国政治的真实方向？

此后，他又写出了一系列尊法反儒文章，并在上述两篇文章基础上写成七万字的《论孔丘》，毛泽东不仅亲阅该著，还对冯友兰的表现再次进行肯定。

由于冯友兰不断受到领袖关注，又成为“梁效”的顾问，一些相关活动亦经常通知他参加。1974年6月12日，他参加了一次有许多中央领导参加的会议，会议由江青主持，主要内容是要求加强尊法反孔，冯友兰高度近视，他只知道大概有哪些人参加了会议，王洪文、叶剑英、江青进行了发言。会议快结束时，谢静宜通知他外出开会。

开始，会议弄得很神秘，到达目的地后才知道是参观天津小靳庄，并规定与会者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到天津第二天上午，江青、王曼恬还和冯友兰等人聊天，谁知下午，冯友兰丹毒病发作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他知道小靳庄的农民也用写诗的方法批儒，于是信口做了几首，护士记录下来，后来越做越多，《光明日报》集中于9月14日刊发，这就是《咏史二十五首》的来历。其中第十一首写到：“破碎山河复一统，寒门庶族胜豪宗。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由于诗的内容歌颂了武则天，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强烈谴责。冯友兰辩解到：“我当时认为，武则天做皇帝这一个行为，是和儒家的三纲、五伦条条都违反的。若说反儒，她应该最彻底的。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我之所以不知道，因为我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想来，冯友兰未必知道江青到底有何盘算，但就这首诗而言，也很难说没有刻意奉承的成分，其中第一句“破碎山河复一统”也不尽合史实。他最后一首中“昨非今是能回首，深谢耆年带路人”两句也被指责为是吹捧江青的。他对此亦进行了辩解。

不论江青是不是做过女皇梦，也不论冯友兰是否知道这些，这段时期的冯友兰和江青、“梁效”之间关系比较密切，风骨尽失，大约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1976年唐山地震后，8月4日晚10点多，江青在周培源、迟群等陪同下，亲往地震棚看望冯友兰，江青前脚离开，北大党委会即安排冯写一个感想，冯友兰于第二天写了两首诗。临近月底的25日晚，江青又托北大党委徐雅民通知冯友兰去看露天电影，这时冯友兰已经是81岁高龄的老人，他怕夜里受风寒，没有去。结果第二天江青又安排人把他接到清华，并且告诉他，说看电影是为了防震。这些场面被拍成照片，成为冯友兰与“四人帮”亲近的证据。

随着“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的卖力表现遭到多方指责，他再度被打入另册，成为别人笔下的“四皓”之首：“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