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毛泽东是天才 但他晚年犯了严重极左错误

核心提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的革命者，历史功勋卓著，是伟大的天才，但是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看到个人崇拜到了那种地步，的确是触目惊心。

卡斯特罗访华，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网，作者：[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口述、[法]伊格纳西奥·拉莫内整理，原题为：卡斯特罗点评风云人物遗憾没见过毛泽东

近日，有关古巴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致古巴人民的声明，要求“辞职”的消息，以及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其胞弟劳尔·卡斯特罗担任新一届国务委员会主席，成为古巴新领导人的新闻，见诸国内外各媒体报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标志着这位执掌古巴最高权力半个多世纪的“跨时代的传奇人物”，将从此退出世界政坛。这更使他充满神秘色彩的传奇经历，引起包括我国读者在内的世界范围的关注热情。日前，以访谈形式撰写而成的卡斯特罗自传《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卡斯特罗本人在病榻中为自传书写了《致中国人民》的序言。

您认为历史将怎样评判您呢？

这是不值得关心的事。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今这个人类犯了那么多错误，干了那么多荒唐事，如果人类能活下去，这一点将会被证明。如果人类能够活下去，100年之后的人将把我们看成不值得回忆的、由野蛮人和前文明人类组成的部落。

也许，他们将回想起一个人类几近消失的历史阶段，一个发生了那么多可怕事情的、我们仍然像未开化野蛮人的历史阶段。大概这就是生活在2100年的未来人类看待我们的观点。他们看我们就像我们不久前看原始人一样，我相信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关键性的21世纪里的每一个10年，都将具有1000年的价值。

所以，谈论未来的历史评判没有什么意义。我就是这么想的，真心真意这么想的。我更关心我们的国家所进行的斗争、今天的战斗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威望，这一切并不一定与我个人有关。

我读过许多有关杰出人物谈论荣誉的文字。拿破仑讲荣誉，他总是在关心荣誉。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情况：在许多国家，人们提及拿破仑，几乎更多地是通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香槟酒、而不是通过他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于是我对自己说：“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呢？”

像玻利瓦尔这样的人也经常谈论荣誉。我一直很敬仰玻利瓦尔。我有一次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演讲时这样说过：“玻利瓦尔谈论荣誉，但是玻利瓦尔不是一个征服其他民族的人，而是一个解放者。”亚历山大是一个征服其他民族的人，一个创造了帝国的人。还有一些人物在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受到世界的崇敬：阿尼瓦尔(Aníbal)、尤里乌斯·凯撒(JulioCésar)，所有这些人都是征服者和武士。

如果您分析一下，相对来说直到不久前，青年们才被告知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剧作家，被告知另一些人创造了伟大的美术作品，还有一些人是优秀的哲学家，杰出的诗人，我想直到今天他们还没有被超越。总之，我们过去对做出了伟大精神贡献的人、创造了伟大音乐、绘画、戏剧、文学的人物了解得很少，我们所学习的历史勉强提及他们。那样的历史教育只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Cortés)、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Pizarro)；只议论麦哲伦(FernandodeMagallanes)是否环绕了地球，还有拿破仑，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sirFrancisDrake)，在温泉关(Termópilas，希腊中部山地关口)与列奥尼达(Leónidas，斯巴达国王)打仗的波斯皇帝薛西斯(Jerjes)，尤里乌斯·凯撒，阿尼瓦尔。他们都是武士，都是西方人，因为对东方的武士谁也不了解。

或者说只提“坏人”，比如阿提拉(Atila)。

哦，他是向西方进军的人。假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当时有理，同时没有一块大陆横在中途，那他当时就到了中国。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就会企图用12匹马和几支火枪征服中国，我想他就是这样征服古巴的吧。他会与几十万蒙古骑兵相遇。那么人们所了解的哥伦布就将是一个运气不好的家伙，他怀着疯狂的想法抵达中国；如果他真的占领中国，15分钟之后就会完蛋。您想想，他要是像马可波罗，人们会接待他；他要是以天主教国王的名义，用十字架和刀剑占领中国，那他只能坚持15分钟，还有科尔特斯那些人，都一样。

但是历史一般不提另一些人物。不提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对人类做出那么多贡献的研究者……历史不议论他们，可以这么说。也许一些人会记得他们。然而，政治领导人做出贡献不是为了让人们记得自己。

哪个政治领导人让您怀念呢？在所有您认识的人里，谁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让我想一想。我从来认为切·格瓦拉是我认识的最特殊的人物之一。他是我认识的一个最高贵、最无私的人。还有纳尔逊·曼德拉。曼德拉是我最敬佩的人物之一，他的功绩，他的历史和他所进行的斗争使我尊敬他。在当代外国领袖人物中，江泽民是我最欣赏的人物之一。因为我是通过一段长时间了解他的，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年，通过接触和时间；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在当代西方世界，我可能举出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Brandt)作为最有能力的国务活动家之一。我认识他，与他进行过很多交谈。他是一个有远见、思想水平很高的人，他关心和平，关心第三世界的问题。

说到西方，我很了解的另一个领导人是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我也认为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正直的、有能力的国务活动家。我对他很有好感，他的死亡，他在奇怪的情况下被暗杀，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您没能直接认识肯尼迪总统吧？

没有。我认为肯尼迪是一个很有热情、很聪明、有个人魅力的人，他试图干一些积极的事情。也许，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之后美国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他犯过错误：1961年他为入侵吉隆滩开了绿灯，但那次行动不是他准备的，而是前一届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政府准备的。他不可能及时制止入侵。此外，他还容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在他执政期间，美国策划了针对我和另一些国际领导人的最早的暗杀计划。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个人参与了策划，但是确实也很难想像，中情局的某人能够不经总统同意，至少是默许，擅自做出决定实施这种性质的行动。也许他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或者他允许自己的含糊其辞被中情局以自己的方式解释。

但是，同时我看得很清楚，尽管肯尼迪犯了不少错误，其中一些是伦理方面的错误，但他是个能够修正错误的人，是个有足够的勇气对美国政治做一些改变的人。越南战争是他的错误之一。出于他的热情，出于他对“绿色贝雷帽”的过份好感，以及他对美国实力的过高估计，肯尼迪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把他的国家拖入了越南战争。

他犯了错误，但他是一个聪明人，有时表现得很优秀、勇敢；我几次说过这样的看法，如果肯尼迪能够活下来，古巴和美国的关系是有可能得到改善的。因为吉隆滩战役和“十月危机”使他十分震惊。我不认为他会蔑视古巴人民，他甚至可能会对我国人民的坚定和勇气感到敬佩。

就在他被杀的那一天，我正在与法国记者让·达尼埃尔(JeanDaniel)交谈，肯尼迪通过他给我送来口信，希望与我交谈。当时正在建立一种沟通，也许这种沟通本可以有利于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的死曾使我难过。当然，他是一个对手，但是我仍为他的消失感到遗憾，就好比失去了一个有优点的反对派。他被杀的方式也使我难过，胆怯的暗杀，政治罪行。我感到愤怒、厌恶和悲伤，当时这种感觉源自一个使我觉得不该有如此结局的对手。

他的被暗杀也给我带来了担忧，因为在他从舞台上消失前，他在国内有足够的权威要求美国改善同古巴的关系。我与那位法国记者让·达尼埃尔进行的谈话已使这种可能性浮出水面。他在谈话中向我转达了肯尼迪在度过了对他来说很可怕的十月危机阶段之后产生的重要思考和原话。就在我们听说肯尼迪死讯的当时，让·达尼埃尔正向我转达肯尼迪对他说的话：“您去与卡斯特罗谈，然后回来与我谈谈他是怎么想的”，几乎在让·达尼埃尔刚对我说完，就发生了暗杀。

您认识毛泽东吗？

不，我不认识毛泽东。我也不曾有幸认识胡志明，我把胡志明看成一个思想最纯粹的领导人。

毛泽东在历史上有很大功绩。他当然是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鼓动者，而中国革命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他是一个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他发起、推动、并成功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傀儡政府的斗争，所以，毫无疑问，他谱写了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但同时，我也深信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不是右的错误，而是左的错误，更准确地说，是极左的思想。他用严厉的、不公正的方式方法把这些思想贯彻到实践中，比如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认为，作为一种极左政治的后果，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后来又产生了右转弯。因为严重的错误往往制造出它的对立面：极左的错误到了一定时候会造成右倾和右的政策。

我不是说中国革命已经垮台。这个国家正在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的革命者，历史功勋卓著，是伟大的天才，但是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看到个人崇拜到了那种地步，的确是触目惊心。

您认识一些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他们当政时曾有过令人憎恶的罪恶行径。比如我想到了阿富汗的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lahAmin)，想到了柬埔寨的英萨利(IengSary)，1975年他参与了在柬埔寨的种族灭绝屠杀。他们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

1979年作为总理的阿明在阿富汗领导了一个秘密小组阴谋反对总统穆罕默德·塔拉基(MuhammadTaraki)，塔拉基当时正巧在哈瓦那访问。几天后，即那年7月，在喀布尔(Kabul)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塔拉基被暗杀，阿明上台当了总统。这次没有得到勃涅日涅夫(Brezhnev)同意的暗杀导致了苏联在1979年12月对阿富汗的干涉。

阿明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像波尔布特(PolPot)。我们曾有机会在1978年4月阿富汗革命成功后认识了阿明。您无法想像比他更和蔼的人！这点与英萨利完全一样，英萨利在柬埔寨革命后也对我们进行了一次访问。

确实，我曾奇遇般地认识了一些人物，他们表面上完全正常，很有教养，具有西方文化修养，毕业于欧洲或美国，然而后来却做出了令人恐怖、憎恶的事情。这些人好像在既定时刻发了疯。看来有些人的脑神经无法适应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他们可耻的疯狂举动至今使我震惊。

您认识邓小平吗？

不认识。我很希望我曾能认识。

您在开始这一组问答时曾问我哪些领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一开始就对您提到切·格瓦拉，一个拉丁美洲人，但我忘了提另一个杰出的、从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拉丁美洲人：乌戈·查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