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中共曾欲在东京建谍报机构刺杀日本重臣

核心提示：例如，中共党史记载，1938年，中共曾设法在日本重建抗战前被破坏的东京支部，也曾试图建立一支称为“别动队”的武装力量，下设执行刺杀任务的铁血青年团和执行破坏任务的袭击破坏队。其暗杀目标包括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荒木贞夫、米内光政等。

本文摘自：《现代快报》2014年11月1日A20版，作者：萨苏，原题为：《抗战时期，战斗在日本本土的中国特工》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的谍报之争是一个神秘而充满悬疑的战场。双方的特工人员在从东北到南洋的广阔地域中斗智斗勇，然而，有一个话题始终是一个谜团——在抗战时期，我国是否曾派出特工人员打入日本本土活动？近日，著名作家萨苏在日本发现的一批档案材料证实，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的确曾在日本本土发展出了自己的谍报组织，而且其覆盖范围极广，甚至连偏远的北海道都有人员分布，给日方带来了相当大的打击和恐慌。

1942年日本政府报告称

破获一起日本本土中国特工案

萨苏注意到中国间谍组织在日本本土活动，是因为一份日本政府的报告。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定期向各级机关发行被称作《周报》的政府报告，并在其中向日本公务人员布置相关工作和解释近期工作要点。

1942年7月5日发行的《周报》第301期刊登的《间谍活动的实例》一文，提到在一起破获的案件中，中国间谍试图使用燃烧弹和高性能炸药“袭击”日本本土，并将组织这一行动的中国特工人员称为“重庆侧谋略团”。《周报》对于“重庆侧谋略团”的情况语焉不详，只是表明这些中国特工人员就在日本本土，并要求日本公务人员遇到中国特工发起袭击这样的事件要坚守岗位。

究竟这些中国特工是何许人也？有没有可能找到更翔实的资料呢？

萨苏推测——第一，日本政府方面在《周报》第301期中提到这一事件，因此，破获中国特工组织这一案件，应该发生在1942年7月之前。第二，《周报》中对这一事件语焉不详，怎能让看到《周报》的人理解这一案件呢？所以，很可能是这一案件已有公开报道，普通日本人知道此案的情况。

根据这一逻辑，萨苏开始了一次颇不容易的查找。虽然日本战时的档案已经公开，但部分档案在美军轰炸东京、广岛等地时被毁，所以希望颇为渺茫。结果在一家旧书店翻看古旧书籍的时候，萨苏看到一本1942年7月出版的旧杂志，随意打开，却看到了这样一个题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

留学生和华侨组成“在日中华抗战立国团”

潜伏日本各大城市为抗战服务

这本杂志是发行于1942年7月15日的《写真周报》第二百二十九号，在该期杂志“大日本防谍周”（1942年7月13日—7月19日）活动的专辑中，于第13页有一篇专文，谈日军破获的一起中国特工组织在日本本土的活动。

“写真”即日语照片之意。日本在战前就有大量图文杂志，大多印刷精美，有大量彩图插页，属于贵族刊物。随着中国对日持久战的展开，日本的经济也受到沉重打击，民生资源日益匮乏，而军国主义政府又急需一种面向大众的刊物，来达到其宣传目的。《写真周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本杂志是由日本情报局编辑，内阁印刷局监制的，创刊于1938年，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内容主要是通过图文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政策，炫耀其武功等。但是，正是由于其特殊身份，既有充足的情报源，审查部门又不敢对其过于放肆，不经意间，也会透露出一些本来被日军封锁的消息。

从《重庆侧谋略团事件》一文可以看出，这个最终被日本军警侦破的中国特工组织颇具规模，其成员公开身份主要是伪满洲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在日的华侨。且把这篇文章摘译如下：

该间谍团的主要负责人，是潜伏在东京市内，以留日学生身份在某大学文科学院就读的商林森（化名）。在他的领导下，则为东京、京都、广岛、九州、北海道各区负责人。该谍报团存在的目的是在帝国各大重要城市设立地下组织，为（中国的）对日抗战服务。他们在帝国本土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为爆破、放火等特工行动，第二为开展宣传活动。

根据另一份日方文献《昭和十六年度外务警察概况》记载，这个地下组织正式名称为“在日中华抗战立国团”。但是，直到被破获，该组织并没有真正在日本本土发起大规模的袭击行动。

中共曾试图在日本组织“别动队”

终为保护在日情报人员而放弃

实际上，根据历史记载，曾有多个中国地下组织试图在日本发起袭击。例如，中共党史记载，1938年，中共曾设法在日本重建抗战前被破坏的东京支部，也曾试图建立一支称为“别动队”的武装力量，下设执行刺杀任务的铁血青年团和执行破坏任务的袭击破坏队。其暗杀目标包括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荒木贞夫、米内光政等。

但是，这些袭击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原因何在呢？

推测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这些中国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均为在日留学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在日学生不过数百人，伪满建立后，也不过增加到3000人。因为人数较少，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会受到日方特别的监控。第二，由于中日之间的地理原因，在日的中国地下组织无从得到实施武装袭击的装备和武器。第三，考虑到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和宣传方面有更高的价值，若直接实施武装行动，易于被对方破获而丧失在敌内地的重要情报源，其上级部门不鼓励其进行袭击、爆破等行动。

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宣传等方面的确创造了较大成果。继续看《写真周报》对于中国地下组织的描述：

该组织以制作散发宣传品和无线电系统为主要宣传手段，多次发起行动。昭和十五年（1940年）十二月下旬，商林森指挥在横滨地区，针对留日满洲国学生较多的地区和华侨居住区制作“反满抗日贺年卡”达数千张之多，并全部切实秘密送达发放对象手中。

此外，昭和十六年一月左右，该组织成员陈钟乔与李国仁组成无线电班，其设计的长短波无线电接收机、广播用高性能电台都是堪称优秀的无线电通信装置。用这些设备，他们不但和重庆建立了情报通道，而且巧妙地建立了针对在日华人和满洲国人的地下电台。

尽管他们实施活动甚多，且有进一步的计划，但在我××部门的积极侦破之下，上述人员终于全部被破获逮捕。

未解之谜

“在日中华抗战立国团”负责人

“商林森”究竟是谁？

《写真周报》上在关于破获“在日中华抗战立国团”的报道中，使用了一张模糊而且没有标注的照片，推测是在跟踪中国地下工作者时拍摄的。从1941年年底这一地下组织试图发放抗日传单，已经印刷但没有来得及实施来看，该组织的破获时间应在1941年12月中。那么，这个地下组织是隶属于我国哪个谍报部门的呢？

既然日方提供的资料表明该组织属于“重庆”系统，第一个可疑的目标，便是当时曾十分活跃的军统特工。

抗日战争前后，是军统特工组织活动的高峰期。根据杨者圣先生考证，当时军统海外特工机构包括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腊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辖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等，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及其他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军统人员的回忆文献中显示，在日本本土，军统局设有至少一个情报组。耐人寻味的是军统在日本的地下组织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开，是军统档案中除台湾地区外，唯一没有解密的部分。

但根据国民党早期在日本活动情况推测，其主要依赖者是当地有一定势力的黑社会或华侨侨领，轻易不肯弄险，让他们做发传单、地下广播等工作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会不会是共产党的红色组织，被日方误以为是重庆派来的呢？中共东京支部在1939年遭到破坏，其领导人汪叔子及36名成员被捕，而“重庆侧谋略团”的活动高峰似在1940年至1941年，所以这个组织似乎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继续查看历史资料，萨苏推测——所谓“商林森”，很可能是国民党人贾桂林。

贾桂林，生平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原来是冯庸大学学生，1936年作为“满洲国留学生”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读书。1940年在日本建立“中华救国团”，先后有京都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名古屋医科大学等多所大学留学生秘密参加。

“贾”，是“商贾”中的一个字，“桂林”与“林森”含义相似。因此，贾桂林，很可能就是日本人所描述的“商林森”。贾桂林在1940年夏天被捕，此后情况不明，我们只知道他肯定没有出卖组织。1940年9月，伊作衡到日本接替他，继续开展“中华救国团”的工作。

附：可以查证到的“中华救国团”成员名录

刘世恒（组织干事）

赵允卫（情报干事）

杨顺有（宣传干事）

张鼎卫（新生活运动实践负责人）

阮守兰（女生干事）

刘扼赢（文化干事）

杜部（北海道区负责人）

高士嘉（京都区负责人）

贾桂林（东京区负责人，兼）

张英责（广岛区负责人）

李金生（东京大学文学部学生)

关奎述（福井高等工业学校)

陈国桢（京都大学农学部)

富德淳（京都大学农学部)

费殿寿（京都大学法学部)

褚惠贤（广岛高师）

殷明春（东京大学）

乔钟洲（第一高等文科学校）

他们被捕后的情况，我们尚无从得知，他们的名字，宛如清晨的朝露，在阳光中涅槃。

萨苏《中国不会亡：抗日特工绝杀行动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