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广州“大学城”

时至今日，在华南工业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校园里有不少红墙绿瓦建筑物，图为1934年建成的中大理学院生物地质地理教室，即今华农5号楼（曹讚摄）

中山大学校长邹鲁

广东大学农科院长邓植仪

《石牌風景綫》(1936年出版的《石牌生活》杂志）

孙中山手书广东大学训词（1924年）

□林子雄

时下在广州，如果你说“石牌”，人们便会想到天河区那块高楼林立、热闹非凡的“旺地”。此地最早有人居住始于宋朝，宋咸淳九年（1273年），一董氏人家从南雄迁徙至此，结茅定居，渐成村落，名为董村。明嘉靖年间，在村里居住的姓氏渐多，由于周围存放有不少石马、石龟、石鼓，人们把村名改为“石牌”。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番禺县设石牌堡，下辖18条村。到了清末，石牌仍是一条普通的村庄，属番禺县鹿步都管理。“石牌”的名气真正大起来，那是1930年代中山大学从文明路搬来之后的事情。

孙中山亲自选址

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仅有十余所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是其中之一。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到岭南大学演讲，他说“惟就我今天到岭南大学来，看见这个学校之内，规模宏大，条理整齐，便生有很大的感触，……要有很多的人才，那么，造就人才的好学校，不可只有一个岭南大学。广东省必要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要几百个岭南大学，造成几十万或几百万好学生，那才于中国有大利益。”1924年2月9日，孙中山下令将高师、法大、农专三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简称“广大”），遣派邹鲁为该校筹备主任。6月9日，邹鲁出任国立广大校长。

广大初立，全校分散4地，主校在文明路（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一带），法科学院在天官里后街（今法政路市委附近），医科学院在原广东公医医科大学旧址（今中山二路中山大学东校区），农科学院在东郊（今华南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一带），是故“类多颓废，且散布市区，修学既不适宜，发展尤多阻碍。当大学创办之初，总理（孙中山）命邹鲁校长觅定石牌为建筑新校之区，因该地虽处近郊，不特风景清幽，即范围亦甚廖廓，若加以合理之设计，则藏修息游，嘉惠学子不浅”。由此可知，在广大成立之时，孙中山已确定要在石牌兴建新校区。

农会与村民的反对

石牌一带早在清末已经是广东省农林业的试验场。1908年10月，广东为配合推行新政，成立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及附设农业讲习所筹办处，1910年改为广东全省农林试验场。1924年夏，政府在石牌将被广泛征地以用于建设广大的事情公布，一方面是广州市财政局会同市工务局和农科学院，测绘划定石牌东北一带的小鸡岗、十字岗、猫儿岗和南边的马鞍岭、螺旋岗、疴屎岗、鹿眠岗等地及沿岗湖泽共2718.7亩，作为广大农科学院第二农场用地，并拟由市财政局发给粘图管业执照一纸。另一方面却遭到石牌农会组织及农民的反对，农民认为在石牌一带开辟农场对他们的种植、水利等有种种不利，又说这是他们祖辈丛葬之地，请政府准予保留。1924年10月，石牌农会向广东省长胡汉民请愿，要求取消广大兴建第二农场的决定。同年12月，中大在《农声》杂志刊登一篇《忠告石农会》文章，说石牌之地，原是荒凉岗地，政府不忍抛弃，并从发展农业起见，才拨给广大作农场之用，不料竟有石牌农会请愿省长取消前案的事情发生。是月邹鲁致函广州市财政局，要求尽快呈报解决广大第二农场土地案。但事过三月，市财局尚未回复。次年3月25日邹再去信催促。

1925年4月4日，为纪念刚刚逝世的孙中山，广大农科院师生到第二农场种植“中山林”，担心被乡民放养的牛破坏，邹鲁致函广东省长胡汉民，请出告示予以保护。是月，邹鲁指令时任广大农科院长邓植仪开展规划石牌新校址和勘察农科学院第二农场用地。5月1日，邓植仪、黄晃（第二农场场长）等人在石牌办事处规划农区、林区、畜牧区和建筑基地时，突然有数千（一说数百）农民手执干戈锄斧，气势汹汹，将办事处包围了起来，在场员工无法抵抗，农民控制不住情绪，不分青红皂白，拳脚相加，令在场的邓植仪、黄晃等人受伤，农民一边打一边喊：“你们讲什么三民主义，讲什么共产，我们私人的产业被你们共了尚不为足，连我们祖先的坟墓都要来共了，我们誓死要反抗的！”幸有石牌警察所派警前来弹压，农民才陆续散去。为此，邹鲁函请胡汉民“晓谕该地农民，共体教育大计，给予协助合作”，经邹鲁多方奔走，石牌校地问题渐获解决。

30年代以后，石牌农民与中大的关系已是密不可分，农民有不少水田作为农科院的试验场，学校每年要为农民向市政府申请准免粮税。1937年11月11日，中大12周年校庆，石牌村民敲锣打鼓前来学校舞狮助庆。1946年，抗战期间遭日寇破坏的石牌各处水利亟须修复，政府请中大农学院代为详细筹划，修复的陂塘可灌溉稻田13000亩，为本地农民造福不少。这是后话不赘。

费尽心机募捐筹钱

1928年1月，卸任中大校长的邹鲁抵达上海，他决定前往日本、美国、法国等29国游历，这次出访，邹鲁颇为留意考察西方教育，仅是美国他先后到了加州大学、士作顿衾马学校、斯坦福大学、红人学校、南加州大学、州立伯克利大学洛杉矶分校、圣迭戈陆军学校等，当地的大学教育和校园建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29年9月，中大成立董事会，推举孙科等3人为负责建筑新校舍的董事。国民政府议决拨给建筑费200万元、工科设备费50万元，但成议之后，并未拨款。许崇清出任校长，决定分部建筑办法，先建农学院，预算建筑费为88.6万元，预期两年完成，建筑费由广州国民政府于财政部关余项下每月拨3万元办理。

1932年2月1日，邹鲁重掌中大，他以“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的要求来设计石牌新校的规模。在经费方面，邹鲁“先请准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广东征收舶来肥料中加征附加费，指定专拨为新校建筑费之用，计年可得数十万元。此外并由董事会发起举行海内外募捐，分途劝募。同时列具支付预算表，分请教育、财政、铁道各部，照案拨给建筑设备费二百五十万元。”但预算建筑及设备各费数目甚大，约在2000万以上，对于一所规模如此之大、要求如此之高的大学建设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是故石牌校区的建设经费多靠向海内外各有关部门和人士募捐筹集。关于筹措经费的艰辛，邹鲁说：“当时焦头烂额的情形，真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曾对学生说，为了筹款，除没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头之外，可说一切都已做到。”

据邹鲁在《回顾录》的小结，1933年所得捐款，“计有胡文虎先生捐款大洋五万元，林椿先生捐款毫洋一万元，蔡昌先生、赵大光先生各捐毫洋三千元。又由萧教务长冠英到汕头募捐，汕头市商务议决，征收汕头全市租捐半个月，又照商业牌照资本额征收千分之五，以为赞助，其捐额约大洋十余万元。更合全校员生募捐总数可及三十万元。”除此之外，中大还向学生募捐，学校将劝捐小册及捐款收据分送给全体学生，利用寒假分头劝捐。若能募得300元的学生可免其学杂费一年，捐得600元者，免缴其学杂费两年。以后几年每逢放假，中大都会鼓励学生为建筑石牌新校建设劝捐，由邹鲁签发的布告说：“诸生关怀母校，任重在肩，宜集腋以成裘，亦驾轻而就熟，作始虽简，收效至宏，各其勉旃，有厚望焉。”

中西合璧美丽校园

中大是华南第一间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综合性大学，1932年初石牌校区开始建设之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全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之时，其主要建筑皆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学校各片区、山峦、池沼和道路，按其相对方位，以中国省份、名山、大湖之名命名之，“使入本校者，悠然生爱国之心，即毅然负兴国之责”。设计者多为留学归来的著名建筑师，杨锡宗留学美国，林克明留学法国，民国年间的广州第一公园、中山图书馆、市政府合署大楼等是他们的杰出作品。洋为中用、中西合璧是杨、林等人的一贯做法，如农学院在石牌校区中轴线北端首要位置，体现中国“以农为本”思想理念。其他学院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布置，文学院和理学院居东，法学院和工学院在西，体现“左文右武”的传统礼制。男宿舍居东，女宿舍在西，体现“男左女右”的伦理秩序。其建筑不但适宜实用，而且堂皇宏伟，宫殿式的外观上西洋式的内容，有古色古香的意味，又有重楼叠阁明窗净几的设备。因此有人说上海交通大学的校舍虽然美丽，但比不上中大的宏伟；北京清华大学的校舍虽然堂皇，但比不上中大的整肃。邹鲁有一首七绝形容说：“红墙碧瓦额丹黄，双翼飞檐古殿妆。共羡中邦佳式样，庄严华丽轶殊方。”中大在建设校舍时还十分注意改善著名教授的居住环境，1936年，邹鲁专门为丁颖教授建了一所住宅，前校长戴季陶则捐赠3000元为利寅教授建住宅，为的是表彰丁、利对中大的杰出贡献。今天在华农仍能看到当年的宿舍，上面镌有邹鲁写的“利寅教授任职二十八年，戴前校长季陶先生赠之住宅，民国二十五年”的字样。

中大学生在石牌

过去的石牌是旷野一片，满地蔓草，山冈起伏，阴黑的坟墓，荡漾的池沼，一派荒凉的景象。1934年，石牌校区建成，让人们眼前一亮。中大除医学院仍留在大东门外百子路的孖朋岗（又名马棚岗，今中山大学东校区），文、法、理、工、农各学院一律迁往石牌，经注册后新生须先往文明路旧校穿着学校规定的校服并戴上没有线条的四方帽，接受新生入学训练。1934年9月5日，中大在石牌第一次举行开学典礼，过去一直在文明路的大礼堂举行，这次邹鲁在一临时大礼堂（实为一座大木棚）对中大新生发表第一次训词，他说：“我们有这样好的新校舍，要费国家很多的财力、物力、人力，希望你们体念国步的艰难，国难的迫切，好好地努力读书，报效国家，以尽匹夫之责。”

有人说：“中大学生自入读石牌之后，无论在衣食住行方面，通通都表现出国立大学的本色。”此话一点不假，首先是校服，男生夏季白色，冬季蓝色；女生冬夏均蓝色，但深浅厚薄不同，一时间，中大校服成了石牌最摩登的时装。其次是宿舍，石牌的男生宿舍9座，1-5座排列成弧形，6-9座则相对排列。女生2座，位于洞庭湖边，十分幽雅。每当夕阳西下，成群成队的男男女女，徘徊往还在马路上，或远眺于青山，或散步于湖畔，说说笑笑，写意得很，曾有学生将文明、石牌两个校区做过对比：“若说石牌在天上，文明路就是地下了。石牌时代的洞天福地，是中山大学划时代的阶段。”

由于大部分学生的家都在城里，每逢周六或周日，学生就要坐校车回家。1934年，石牌新校区刚建好，即有校车来往于文明、石牌之间，接送师生。1936年，校车数量是14辆，在惠爱东路总站（位置在今中山四路与越秀中路交界，即东平大押南边）上车，上午7点半至9点半，下午3点半至5点半，每隔半小时开1班，每班开4辆。车票分为4等，全校教职员长期票（可用半年）为4元，学生票每位1角，非本校人员每位2角。校车的司机与售票员彬彬有礼，车上座位舒适宽敞，沿途风景优美。校车保养得很好，从无在路上抛锚，司机小心翼翼，特别是经过火车的平交道时，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火车才通过。新建成的石牌校区吸引不少人前往参观，外地来穗的不在话下，连广州人也喜欢前往那里聚会。1937年3月，杜定友（时任中大图书馆长）等人组织广州南洋公学（今上海交大前身）的校友聚会也相约到石牌，其在请柬中说石牌中大“匪特湖山不远，堪资遨游（敝校之山水概以国内有名之湖山名之），院舍聿新，足供浏览。”要问当时石牌校区的影响有多大，有人说过“一个中大校，半个广州城”，其在人们心中地位，可见一斑。

林子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