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赢家与输家：19世纪末关税保护对瑞典制造业企业的非对称影响

（图片来源于AI）

贸易保护如何影响工业发展始终是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围绕关税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学界对关税究竟促进还是阻碍工业发展仍存分歧，尤其在解释19世纪后期关税上调与快速工业化并存的“关税—增长悖论”时，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层面，忽略了企业层面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正是同一关税政策对不同企业产生差异化影响的关键。

Vinzent Ostermeyer近期发表在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研究，利用19世纪末瑞典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关税保护对不同企业的影响。文章发现，提高进口关税在总量层面并未推动增长，而是通过差异化塑造企业创新激励，使初始低生产率企业从关税保护中受益、初始高生产率企业相对受损，从而在企业层面形成相互抵消的非对称效应。研究揭示关税政策对企业的非对称效应，丰富了经济史中有关贸易保护与工业化关系的研究，也为历史关税—增长研究的结论分歧提供了新的微观经验证据。

历史背景

19世纪瑞典的贸易政策经历了由自由化向保护主义的转向。19世纪60年代，瑞典顺应欧洲自由贸易浪潮取消了多类商品关税，在此背景下进口规模超过出口，进口结构由以农产品为主，逐步转向工业投入品和制成品。在相对自由的贸易体制下，瑞典制造业持续扩张，工业化进程稳步推进。

进入19世纪80年代，美国廉价谷物大量涌入冲击农业，保护主义思潮随之兴起。争议最初聚焦农业，农民积极推动关税上调，工业界为换取自身贸易保护也支持农业诉求。随后，瑞典于1888年上调农业关税，1892年又大幅提高工业关税（如图1），1895年进一步确立“团结关税体系”，对工业投入品实行低关税或免税，对资本品和制成品征收较高关税，以降低生产成本并保护国内制造业。

图1 1880-1900年瑞典平均进口关税率变化

基于上述历史背景，本文借鉴当代贸易理论，提出关税对企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按照熊彼特效应（Schumpeter，1942），竞争程度下降会提高初始低生产率企业的创新后租金，从而激励其加大创新投入并提升生产率；而依据逃离竞争效应（Aghion et al., 2005），关税保护削弱了初始高生产率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进而降低其创新动力，使生产率出现相对下降。两种效应共同作用下，企业间生产率出现分化，低生产率企业实现追赶，高生产率企业则相对停滞，这一理论框架为本文提供了核心逻辑支撑。

研究数据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瑞典历史制造业普查的企业面板数据，以及Persarvet（2019）整理的行业层面进口关税数据。企业数据涵盖企业位置、名称等信息以及销售额、利润、雇工人数等指标。关税数据包括名义关税税率与有效保护率，名义关税为基于海关记录计算的行业层面从价税率；有效保护率为关税对行业附加值的实际保护强度。

研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识别关税上调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劳动生产率，核心解释变量为行业关税，并将其与企业初始生产率排名（以1891年为基准，按同行业生产率水平划分为4个等级，1级最低、4级最高）交乘，以检验关税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影响。模型同时纳入企业年龄、规模、资本密集度等特征变量，控制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确保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实证结果

实证结果显示，未引入交互项时，关税对企业整体生产率无显著影响；纳入交互项后，关税效应呈现显著异质性：关税每提高1个百分点，初始生产率低的企业生产率提升约3%，初始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则相对下降约3%，中间水平企业变化幅度介于两者之间。图2的边际效应进一步显示，随着企业初始生产率上升，关税对生产率的影响由正转负，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图3展示了各行业的回归结果，表明关税上调对行业内初始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有有负向作用。

图2 关税变动对企业层面生产率的影响（横轴：企业初始生产率等级（1=最低，4=最高），纵轴：平均边际效应）

图3 分行业视角下有效保护率对企业层面生产率的影响

为验证结果可靠性，作者开展多项稳健性检验。首先，以全要素生产率替换被解释变量，以有效保护率替代核心解释变量，并在平衡面板和剔除极值企业的样本下重复估计；其次，引入滞后一期关税、一阶差分模型及动态面板GMM估计，通过平减销售额、控制企业规模以处理数据偏差。最后，通过Oster边界分析排除未观测因素干扰，并对销售额、利润与雇佣人数进行补充检验，排除了雇佣调整的替代解释，结果均支持核心结论。

在机制分析中，作者以行业专利数量和企业所有者是否具备工程师或高技能背景作为创新活动的代理指标，构建包含关税、初始生产率与创新指标的三重交互项。结果表明，关税保护强化了初始低生产率企业的创新激励，促进其通过创新实现效率追赶；而对初始高生产率企业而言，竞争压力减弱抑制了创新动力，导致生产率相对下降。这一机制与熊彼特效应和逃离竞争效应的理论预期一致，且在排除关税报复、区域冲击和资本存量变化等其他因素后依然成立，证实了创新激励在关税作用中的核心地位。

结论与贡献

本文以19世纪末瑞典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结合企业层面的制造业普查数据与行业关税信息，系统考察了关税保护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关税上调并未对制造业企业产生统一的促进作用，而是显著加剧了企业之间的分化，高生产率、大规模企业从中受益更为明显，而低生产率企业的改善有限。

文章的贡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微观企业数据揭示贸易保护的非对称效应，深化经济史中关税政策与工业化关系的研究，为评估保护主义的历史作用提供新实证视角；二是为“关税-增长悖论”相关文献提供新的解释，提出企业对关税变化的异质性响应是该领域研究结果矛盾的成因之一；三是将现代关税对企业层面发展有效性的研究延伸至历史时期，拓展了文献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