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之怒：卡努杜斯起义

“卡努杜斯不是王国，它是穷人的梦——梦碎了，就成了穷人的尽头。”

红木之国

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抵达巴西，并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圣十字架”，并宣布归葡萄牙所有。由于葡萄牙殖民者早期在该地以砍伐巴西红木为主，因此“巴西红木”（Brasil）一词当中的“巴西”便逐渐取代了“圣十字架”成为了巴西国名，并沿用至今。16世纪中叶，伴随着葡萄牙人正式在当地建立定居点与设立总督，巴西也就此开始了近三百年的殖民生涯。

巴西作为南美洲较大的殖民地，且拥有该洲东部较为漫长的海岸线，虽没有墨西哥、古巴那样因白银而确立的交通重要节点，但也曾遭受到各殖民宗主国的战争波及。17世纪初，因不满西班牙禁止其殖民地的贸易往来，荷兰为试图打破伊比利亚半岛对美洲的殖民垄断，于1624年5月派遣22艘战舰共3000余名士兵强行登陆巴西，并占领了当时巴西殖民地的首府巴伊亚（Bahia）。这场被称为“巴西争夺战”的战事绵延数十年，期间荷兰还占领巴西东北部，从亚马孙河口到圣弗朗西斯科河沿岸的辽阔土地，成立了荷属巴西。但随着葡萄牙的重新独立，以及荷兰统治巴西地区的成本增加，荷兰最终在1648年爆发的两次瓜拉拉佩斯战役后耗尽元气。在多年被围困之后，残存的荷兰守军于1654年1月26日宣告投降。

1807年，拿破仑为实施“大陆封锁”战略，率军向伊比利亚半岛进攻，并于当年1月攻占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而葡萄牙王室则在英国的保护下流亡巴西。以若昂六世为首的葡萄牙王室政府抵达巴西后，为增强其殖民地实力，遂开始进行一定程度的近代化建设。如在里约热内卢建设公共机构，于1808年建设了迄今为止都在运营的“巴西银行”。随后，葡萄牙王室还在巴西陆续创建了军官学院、国家图书馆和使用蒸汽动力的工厂。同时，王室还取消了针对殖民地的重商主义政策，并于1815年正式宣布成立“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Reino Unido de Portugal, Brasil e Algarves）。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继续驻扎军队，并由英国将军威廉·卡尔·贝尔斯福德（William Carr Beresford)以葡萄牙军队总司令摄政，试图干涉葡萄牙内政。1820年，趁贝尔斯福德前往巴西之时，葡萄牙本土军队发动起义，并建立临时洪达（西班牙语“执政委员会”之意），同年里斯本也响应号召建立制宪会议。这场革命可能有利于葡萄牙本土民众（要求废除宗教裁判所、没收教会土地等），但对于巴西来说可不一样。由自由派控制的葡萄牙制宪会议要求取消若昂六世授予巴西的各种特权，使巴西重新回到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要求若昂六世立刻返回葡萄牙（以此将葡萄牙政治中心迁回里斯本）。面对如此局面，巴西民众逐渐萌生出独立想法。

为平衡王室与巴西利益，若昂六世决定留下其子，在巴西成长的佩德罗担任巴西摄政王，自己率领全部王室官员返回葡萄牙。若昂六世离开巴西后，葡萄牙制宪议会仍在1821年以“受政治教育已完成”为理由命令佩德罗返回葡萄牙，规定巴西各省直接受里斯本管辖。这不但使得巴西民众无法接受，更使得佩德罗处于危局当中。面对汹涌的独立浪潮，以及从维护布拉干萨王朝利益的角度出发，佩德罗最终决定遵从巴西民意，于1821年12月拒绝了葡萄牙议会的命令。1822年1月9日，来自里约热内卢自治委员会的民众在王宫前请愿示威，佩德罗则宣布：“为了大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幸福，我将留在巴西（Dia do Fico）。”，这一天被称为巴西独立运动当中的“费科（Fico）日”。1月中旬，佩德罗建立了以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为首的新政府，并宣布将巴西各省统一在新政府之下，驱逐驻扎在巴西的葡萄牙守军，而这又使得葡萄牙议会再次发难，试图进一步施压巴西政府。最终，佩德罗在民意支持下，于1822年9月7日发出呐喊：“不独立毋宁死！”（这句话史称“伊皮兰卡的呼声”），并宣布巴西完全脱离葡萄牙独立，建立巴西帝国。而葡萄牙在多年的战争、革命当中，已无充足实力夺回殖民地，只得于1825年11月15日承认了巴西独立。

对于殖民地来说，获得独立固然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随着宗主国的离去，新生的政府则必须要独自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了，对于巴西来说也是如此。1824年，以伯南布哥为首的等巴西东北六省共和派发动起义,成立“赤道邦联”（Confederação do Equador）；1825年10月，在“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时期被占领的乌拉圭宣布脱离巴西控制。1833年-1839年，巴西南部各省也爆发了针对君主制的起义；1837年，巴伊亚首府萨尔瓦多出现黑人起义等等。即使巴西政府对各省的叛乱予以镇压，并平定了其中的大多数，但由于先前巴西王室政府的动荡，使得巴西政府无力在联邦体制下进一步加强对各省的控制。

然而，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巴西帝国的统治精英却并未选择动摇其权力根基的社会改革。相反，乌拉圭的独立，以及与政治、经济中心相隔较远的内陆暴动，使得他们——这群在葡萄牙殖民时期便是以奴隶制、大庄园制和单一出口经济为生的大种植园主精英阶层极为恐惧，试图预防出现类似西属美洲的激进革命。精英阶层意识到，必须构建一套全国性的、刚性的法律与经济制度，来取代旧有的、依赖人际效忠和地方强权的殖民管理模式，在巩固统一国家的基础上将这种前现代的特权永久固化，从而在动荡的时代中确保自身的统治地位。1850年，巴西进行土地改革，推行新的土地法。

客观来说，新的土地法（以及迫于英国压力取消的奴隶贸易）确实让巴西迈向了近代化的建设，在葡萄牙殖民时期便作为重要出口商品的棉花、烟草、可可豆等，在土地集中和工业化的帮助下大量出口，尤其是咖啡产业的急速增长，吸引了包括英国投资者在内的多国人士前来巴西进行投资，可可豆的种植园从沿海扩张到内陆高原，并催生出了“咖啡贵族”。而伴随着对内陆的开发，这也反过来影响巴西的交通网络建设，使得其铁道、航运及道路网开始加速发展，为巴西的运输网络带来正面影响。

然而，对于巴西农民来说，1850年《土地法》的颁布，意味着旧有的葡萄牙殖民地血液并未离开巴西这个“新人”的身体当中。土地法明确规定：公共土地只能通过货币购买而获得，这使得虽然土地面向全社会发售，但最终只有巴西原先的大庄园主、大种植园主才有条件购买土地。同时法律规定，在1850年之前已“有效和平地”占有的土地，可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然而，这个“有效”的标准也往往由地方权贵和大庄园主解释，而普通小农在无资金无背景的情况下很难证明，导致他们的土地被轻易剥夺。此外土地法还要求所有土地必须进行测量和登记，这种昂贵且复杂的登记办法也只有大庄园主有能力完成，反而成为他们确立权力范围和土地兼并的工具。如果我们将《土地法》与同时期的废奴法案联系起来，我们便发现了巴西统治阶层的实际想法：虽然劳动力获得了自由，但获得土地的途径被大庄园主、大种植园主掌控。

事实也确实如此。1850年的巴西《土地法》最终堵死了普通民众（包括黑奴和欧洲移民）成为独立自耕农的通道，迫使他们只能成为大庄园的依附雇工或进入城市贫民窟，形成了“领主-依附者”的社会关系。而在急剧扩张的土地兼并过程当中，大庄园主获得了巨额利润。在当时，1%的地主控制了45%的乡村庄园，这彻底确立了“大庄园制”在巴西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正是因为法律带来的土地兼并，使得巴西出现了大量的无地、少地农民阶层，成为持续至今的土地冲突、农村暴动的根源。而卡努杜斯的农民运动也在其中。

卡努杜斯

1889年11月15日，由巴西陆军元帅曼努埃尔·德奥多罗·达·丰塞卡（Deodoro da Fonseca）与弗洛里亚诺·阿劳霍·佩绍托（Floriano Vieira de Araújo Peixoto）联合共和派人士，发动军事政变，并成功夺取帝国政府控制权。随后，丰塞卡宣布废除帝制，建立巴西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延续至今的巴西联邦共和国成立。

然而，共和国的成立只是解决了自巴西独立以来，数十年来因共和-君主制所起争议的问题。但旧政府的法律却一直保存了下来，旧有的社会结构也随着大庄园主阶层的倒戈（共和政府依旧以种植园主、工业精英与军人为主）而并未出现变革。《土地法》不仅被新政府全盘接受，还因为新政策的颁布变得愈发严格、残酷。巴西共和国成立之后，下令推行“人头税”等新税制，并要求税收一律使用货币支付，这使得无地少地的农民必须出售微博的产出以换取现金，从而导致原本就已被捆绑在庄园经济下的农民阶层的债务枷锁更加沉重；同时“咖啡经济”的发展，也使得新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巴西东南部的经济繁荣地区，这使得包括巴伊亚等“腹地”省份进一步被系统性抛弃。最后，共和政府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开始推行激进的世俗政策，被视为“野蛮”的腹地文化（包括民间天主教）遭到打压。这被视为对农民最后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的直接攻击。

在此背景下，安东尼奥·孔塞列罗登上了属于他的，同时也是“腹地”农民的历史舞台。安东尼奥·孔塞列罗原名为“安东尼奥·维森特·门德斯·马西埃尔”，1830年出生于巴西塞阿拉省的奎谢拉莫比姆，其家庭在“塞尔唐”地区（即腹地地区，位于巴西东北部）从事经营等营生。1834年其母亲去世后，，安东尼奥跟随从事教师的祖父学习，并掌握了拉丁语、葡萄牙语等语言。1855年，安东尼奥接手其家族生意。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个人生活的不顺（有传言认为，其妻子与当地警察局长发生不当关系并私奔，这也被认为是安东尼奥对官方权威感到不满、敌视的来源），安东尼奥于1861年和1871年两次放弃经营家庭生意，转而开始研究基督教神秘主义，并开始环游巴西。

据有限记载，安东尼奥从1871年起开始在巴西各地进行布道、慈善等活动。由于其本人在周游期间的朴素打扮以及“气宇轩昂”般的神态，使得巴西许多农民将其视为耶稣在巴西的化身，使得安东尼奥得以收获部分农民的支持，甚至还招来了相当数量的跟随者，伴随他四处游历。追随者也将其称为“孔塞列罗”（意为“先知”、“顾问”）在其游历的三年时间内，安东尼奥以穷人的福音传教士身份，在巴伊亚省等腹地地区传布原始基督教教义。这使得他很早就被当地天主教会以及当局的关注。在这期间，安东尼奥还被巴伊亚省的警方所逮捕，但安东尼奥却并未放弃努力，在被逮捕并驱逐后依旧返回巴伊亚等地区继续布道。1877年，安东尼奥及其追随者还在遭受饥荒的腹地地区进行力所能及的救灾工作，这使得他的传教队伍进一步扩大，并直接威胁到了当地天主教会的利益（安东尼奥在布道时以批判官方教会为主）。

1893年，为进一步加强巴西政府的中央集权，巴西共和国政府开始向“腹地”地区征收税款。此举引起包括安东尼奥在内的巴西腹地农民剧烈不满。彼时的腹地经济状况完全与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东南沿海地区处于“两个世界”。而此前巴西共和政府的多项政令就已导致腹地地区困苦不堪。为笼络巴西腹地的贫苦农民，安东尼奥决定发动抗税斗争，并寻找隐蔽地点进行生产活动，试图躲避、脱离巴西政府监控。安东尼奥最终选择在“卡努杜斯”村庄定居。该地位于巴伊亚省内陆地区，远离共和政府控制的铁路与城镇。尽管卡努杜斯与其他腹地地区类似，环境荒凉经济困顿，但地势险要、靠近瓦扎-巴里斯河的特征，使得安东尼奥将此作为自己的“宗教根据地”。该聚落依靠种植农作物、圈养牲畜与制造皮革为生，居住在“卡努杜斯”社群的局面被允许保留财产，无需上缴税款。这导致卡努杜斯迅速从一个小村庄变成了大型社群。至1897年，整个卡努杜斯根据地人数超过3万人，俨然成为巴伊亚省的一座城市。面对可能到来的政府军进攻，安东尼奥也是做足了工夫。一方面，安东尼奥修建了基本的防御设施，设置了负责警卫的村民分队，并着手打造砍刀、弓箭等武器；另一方面，安东尼奥在社群之中确定规矩，树立了基本权威。

起初，政府军认为卡努杜斯只不过是“一小撮狂热分子”的聚集，认为仅需数百人就可平底。于是，巴西政府于1896年11月，派遣约100名士兵以及地方警察进入卡努杜斯社群，试图摧毁该地，但轻敌的政府军却在卡努杜斯控制的村庄遭遇埋伏，安东尼奥率领1000余名起义军使用弓箭、猎枪等武器发动近战攻击。致使这支小分队猝不及防，在丢下数十具尸体后狼狈撤退。而在该月下旬，另一支政府军分队也在卡努杜斯受挫，遭受伤亡后撤离。消息传到沿海政治中心后，引起舆论哗然。根据流传的谣言称，安东尼奥的起义军是君主主义者互相勾结试图发动一场“复辟”君主制的暴动。而巴伊亚州州政府向联邦政府寻求援助也成为了这一谣言的“依据”。此时，由于巴西的共和体制刚刚成立不久，因此共和政府极度敌视所有的君主复辟势力。巴西政府遂将卡努杜斯的起义军视为君主主义和分裂主义威胁，并决心派遣军队实施清剿。（图为卡努杜斯在巴伊亚省的相对位置）

1897年1月，一支约550人，装备有轻型火炮的政府军部队从茹阿泽鲁（即上图的“Juazeiro”地区）出发进攻卡努杜斯，并炮击卡努杜斯社群，造成一百余名村民伤亡。但在之后，安东尼奥利用卡努杜斯的险要地形，率领约4000余名起义军进行游击作战，这迫使政府军陷入了持久的消耗战当中。最终，政府军在付出约一百余人的伤亡后溃败，撤离卡努杜斯地区。而伴随着安东尼奥的“孔塞列罗人”（巴西官方及舆论对其的称呼）数次击败政府军，致使巴西官方引起重视，将安东尼奥的宗教社群定性为对新政府构成严重威胁的危险势力。

1897年3月，巴西政府派遣约三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与炮兵营在内的约1300名士兵，在素有“砍头者”之名号的安东尼奥·莫雷拉·塞萨尔的指挥下正面进攻卡努杜斯。尽管起义军两次获得成功，但巴西政府仍然认为卡努杜斯的起义军无法与正规的千余名职业军队相抗衡，然而第三次清剿行动的结果却再次大跌眼镜。先是塞萨尔的补给车队运输困难，随后当政府军进行炮击后发现，其造成的残垣断壁使得政府军推进极为困难，而这为卡努杜斯起义军提供了人为的掩体保护。更为要命的是，在3月4日的战斗当中，塞萨尔本人被流弹击中阵亡，指挥官的阵亡使得军队顿时大乱，许多士兵丢弃武器弹药迅速撤退，并在撤退途中被起义军击杀。（图为阵亡的指挥官塞萨尔）

面对“砍头者”之死，以及起义军接连得胜的空前压力。致使巴西政府彻底失去耐心。同时，由于多次的征战，卡努杜斯社群也已是山穷水尽，其积攒的食物储备所剩不多，且即使在前三次的作战当中接连获得胜利，但社群当中的人员伤亡依旧巨大。这使得巴西政府急切需要“快刀斩乱麻”般解决事变。为彻底剿灭起义军。1897年6月，巴西共和政府派遣装备重型火炮的8000名军队前往卡努杜斯。在第四次战斗当中，巴西军队步步为营，通过挖掘战壕、阻断水源、指引重炮打击房屋等方式打击起义军有生力量，切断起义军补给。在政府军的长期围堵当中，卡努杜斯社群最终难以支撑下去。1897年9月22日，卡努杜斯的支柱，被教徒誉为“先知”的安东尼奥·孔塞莱罗因饥饿等原因病逝。10月5日，卡努杜斯剩余起义军宣布投降，政府军占领卡努杜斯后，下令清除该地建筑、并对部分幸存者进行屠杀。至此，卡努杜斯在“世界末日之战”后消亡殆尽。

卡努杜斯起义在1897年就已平定，但留给巴西的问题却依旧需要回答。在战后的研究当中，巴西政府才意识到这场冲突并非是君主主义的“复辟”，而仅仅是深受《土地法》之害的贫苦农民的反抗罢了。共和政府在卡努杜斯找不到任何有关巴西帝国“复辟帝制”的思想产物，只能看到被剥夺土地、税赋压身、并被帝国-共和国法律压迫一生的绝望农民。

如同墨西哥独立之后，其社会秩序的金字塔原封不动那样，流淌在巴西身上的，依旧是八十年前葡萄牙王室流亡该地时所注入的血液。巴西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转变，也只是一场统治精英的内部轮替。作为显而易见的土地垄断制度法典——1850年《土地法》也被新生的共和国全盘接受并加固。从1822年巴西独立至卡努杜斯起义前的七十余年里，巴西确实在向着“近代化”而推进。但无论是铁路的架设，咖啡的产业扩张，亦或是东南沿海的集中开发，非但没有改变旧有的社会架构，反而将北部腹地民众最后的生存希望也榨干取尽。

而卡努杜斯则是一个关于巴西“何去何从”的终极问题。从卡努杜斯建立、起义、到最终走向毁灭，整个的过程印证着笔者的观点：一个国家若只在政治上宣告独立，而在社会结构上全盘继承殖民时代，那么它的进步便只能惠及原有的社会精英，而其余的底层民众则会因此被抛弃。卡努杜斯遭遇了政府军的多次清剿，正是巴西共和政府拒绝进行社会改革的典型案例。而有关无地少地农民的斗争，则一直延续到了如今的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