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为谁保护？——一部关于美国女性劳动法兴衰的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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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工业化浪潮席卷美国，大量女性从家庭农场涌入城市工厂。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出台针对女性的特殊劳动法。从1870年代到1960年代，各州陆续通过了《最长工时》、《夜班禁令》、《最低工资》等数百项“劳动保护法”，这些法律的支持者声称是为了“保护母亲健康”、“维护家庭伦理”，而这些“女性劳动保护法”却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后被废除。那么，为什么这些法律会出现，又为何会消失呢？

Matthias Doepke、Hanno Foerster等合作者近期发表于NBER上的工作论文“Protection for Wh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ctive Labor Laws for Women”通过政治经济学模型和州级数据，揭开了这段历史的隐含逻辑：这些法律的兴衰并非源于对女性的关怀，而是男性为减少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博弈结果。其中，当支持法律的人群（现代部门中的低技能单身男性、妻子不工作的已婚低技能男性）占选民多数时，法律被通过；而当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后，反对者（其他所有群体，包括女性、高技能男性、农业从业者以及妻子也工作的已婚男性）成为多数时，法律被废除。

理论模型与数据

作者首先通过构建一个政治经济模型并将社会分为四类家庭来探究其对保护性立法的投票倾向。其中，支持法律的群体包括低技能单身男性（工资因竞争减少而上升）和妻子不工作的低技能已婚男性（家庭收入依赖丈夫工资）；反对法律的群体为女性劳动力（收入直接受损）、高技能男性（与女性互补）与农业从业者（农产品相对价格下降）。该模型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见图1）。

1910年前，农业（灰色阴影）主导经济，男女劳动互补（男性耕地、女性纺织），竞争有限；工业化浪潮时期，制造业岗位激增，男女开始竞争同类岗位（如纺织、电话接线）；到1920-1960年，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从5%升至40%，更多家庭依赖双份收入。此时，原本支持“劳动法”的“已婚男性+家庭主妇”（红色阴影）群体萎缩，而反对者——“双职工家庭”成为多数，法律至此失去民意基础。

图1 1870-2000年间全国投票的人口构成

接着，作者分别收集了1870-2000年各州五项主要保护法（最长工时、夜班禁令、座位要求、负重限制、最低工资）的实施时间的法律数据和美国人口普查数据（1870-2000年），并按婚姻状况、技能、行业分类家庭类型，来探究各州“支持劳动法的选民比例”与立法概率之间的关系。

实证结果

州级回归结果与模型预测一致：支持保护法的选民比例越高，该州通过保护法的概率越大（见图2）。在控制州和年份固定效应后，支持法律群体比例每增加1%，通过法律的概率上升1.06%（列4）。而最低工资法例外（列3），作者认为可能因涉及分配问题（如企业租金等）。除此以外，通过州级《平等权利修正案》（ERA）的州，支持法律的比例更低。例如，支持者比例每降1%，通过ERA的概率升0.92%。

图2 州级立法与模型预测支持度的关系

进一步的反事实模拟发现，工会力量与立法无关；儿童关怀——各州儿童比例、义务教育法与女性保护法无关联；1920年女性获得投票权后，立法趋势未受显著影响。相反的，若美国经济停留在农业社会，支持限制的群体永远无法成为多数，正是产业结构变化放大了职场的性别竞争，催生了立法需求。

到二战后，三个因素彻底改变了状况：一、技术进步。办公室工作、服务业的扩张降低了体力门槛，使女性竞争力提升；二、教育普及。高中毕业女性比例从1900年的20%升至1960年的60%；三、观念变迁。1963年《同工同酬法》激发了性别平等意识。至此，限制女性劳动反而损害家庭利益，丈夫们开始支持妻子工作，法律失去了根基。

结 论

当我们谈论“保护”时到底在谈论什么？作者首先打破了两个谜团：进步叙事的陷阱和法律的中立幻觉。女性权利扩张并非线性进程，经济利益可能引发历史倒退；即便法律看似“保护弱势”，也可能被既得利益群体所操控。本研究用严谨的模型和数据证明，法律“保护”的标签下，隐藏的往往是利益博弈；性别平等的进程，最终取决于经济结构如何塑造政治联盟，揭示了保护性法律的真实动机是男性规避竞争，而非保护女性；结构性变化（从农业到现代部门）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是法律兴衰的关键，当女性经济参与与男性利益一致时，平等才更易实现。

文献来源：Doepke, M., Foerster, H., Hannusch, A., & Tertilt, M. (2025). Protection for Wh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ctive Labor Laws for Women (No. 17857). NBER working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