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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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历史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死亡率

一直以来,婴幼儿都是一个极为脆弱的群体。在生命最初的几年,儿童面临着严峻的死亡风险。一些因素,诸如营养、卫生、母乳喂养和婴儿护理,都会影响到儿童的死亡率。而所有这些因素可能都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然而,由于数据的限制,学者们至今仍不清楚在历史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儿童死亡率的影响。

2022年,瑞典隆德大学的Martin Dribe和Omar Karlsson在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的文章,聚焦于1815年至1967年的瑞典南部,利用5万多名儿童的个体数据,深入考察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数据表明,社会阶层,或者说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总是健康和死亡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具体而言,在 19 世纪上半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儿童死亡率并无显著差别,但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福利国家的发展,不同阶层之间儿童死亡率的差异显著增加。

研究背景

在关于死亡率的研究中,儿童死亡率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的儿童死亡率在总体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往对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研究,主要关注营养、卫生、母乳喂养和婴儿护理等因素。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了个体的健康水平,而这些直接因素又间接地受到了社会经济地位的深刻影响。

早期学者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儿童健康的作用。该理论认为,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可以提升营养条件,获得更多的医疗服务,而且还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条件,例如清洁的水源、低密度的居住环境,减少感染传染病的风险。但由于缺乏高质量的人口数据,这个理论框架始终没有被放在长时段的历史中进行考察。幸运的是, 2020年公布的斯堪尼亚经济人口数据库,为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儿童死亡率的影响提供了可能。

研究设计

本文使用的是斯堪尼亚经济人口数据库中 1813 年至 1967 年期间超过5万名婴儿和儿童的个体数据,这些数据来自瑞典南部的五个农村教区(其中一个教区由于铁路的修建成为了拥有许多小型工厂的小镇)和一个港口城镇(见图 1)。对于家庭的社会阶层,本文利用儿童父母的职业进行测量。地位最高的职业是白领,其次是技术工人、低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最后是农民。除此之外,数据库中还有一些个人缺少职业信息(大约占5%),他们被归为单独的类别 (na) 。

图 1 斯堪尼亚(Scania)省和本研究所聚焦的区域

本文的研究时期分为四个子时期:1813-59年、1860-1904年、1905-39年 和 1940-67年。这样的分期主要考虑到了瑞典死亡率转变的历史过程以及瑞典经济和公共卫生系统的整体发展。

从 1815 年到 1870 年,瑞典人的预期寿命持续增加,女性从 42 岁增加到 77 岁,男性从 39 岁增加到 72 岁。在第一个时期(以 1813-59 年为代表),瑞典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在第二个时期(以 1860-1904年为代表),瑞典经历了工业突破,农业持续转型,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人实际工资不断提高。同时,公共卫生条件持续改善,例如增加助产士的教育、建立隔离医院和优化饮用水系统。到了1900年,50% 的城镇拥有新的供水系统,60% 的城镇拥有污水处理系统。

第三个时期(以 1905-39 年为代表)见证了持续的工业化、城市生活条件的改善、更好的教育以及有关婴儿和儿童的公共卫生干预。第四个时期(以 1940-67 年为代表),尤其是二战后的时期,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变革的时期。除了持续的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福利政策也得到发展。

最后,本文使用生存分析(survival analysis)来测量儿童死亡率的社会阶层差异。

实证结果

图2展示了不同社会阶层和时期的五岁以下每千人的儿童死亡率。总体而言,从第一个时期到最后一个时期,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显著下降,由每千人死亡250 人下降到每千人死亡23 人。有趣的是,在第一个时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到了第二时期,社会地位较高职业对应的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其他社会阶层。到了第三时期,儿童总体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不同阶层的差异也逐渐扩大。

到了最后一个时期,尽管所有阶层对应的儿童死亡率都明显下降,但阶层差异进一步扩大,阶层梯度变得更加清晰。除了五岁以下儿童,作者发现,后新生儿(从 29 天到 1 岁)和1-4岁儿童的死亡率也展现出类似的变化模式。比较特殊的情况出现在新生儿(前 28 天)群体,尽管作为整体的新生儿也经历了死亡率的显著下降,但是阶层差异却不明显。

图 2 按社会阶层和时期划分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以上是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绝对差异的变化情况,作者也对相对差异的变化进行了考察。图3显示了在不同时期中各个社会阶层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风险比率。尽管各个阶层之间的死亡风险比率没有展现出预想的梯度,但是最高阶层和最低阶层之间儿童死亡率一直存在着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在不断增大。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绝对差异的变化情况类似,除了新生儿的死亡风险比率没有显示出明显的阶层差异,其他年龄组的死亡风险比率都显示出与五岁以下儿童相似的变化趋势。

图 3 按社会阶层和时期划分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风险比率

启 示

健康和死亡率方面的不平等是整个社会不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瑞典南部地区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社会阶层差异进行了长时段考察,结果发现从 19 世纪初死亡率转变的早期阶段到 1960 年代后期,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均有下降,并且达到了非常低的水平。此外,一个更重要的发现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死亡率相当接近,但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儿童死亡率出现了阶层梯度。这些年龄组的阶层差异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

这些发现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福利国家的发展,死亡率的不平等加剧了,而地位较高的群体在社会快速变化的时代通常具有优势。对于这个结果,作者的猜测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之前,关于疾病传播的知识有限,这使得即使是上层阶层也很难保护他们的孩子免受疾病的侵害,而随着医学知识的提高和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层阶层首先受益,从而降低了儿童死亡率。

轮值主编:林 展 责任编辑: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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