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铁路,一个国家:肯尼亚铁路如何与殖民主义绑定在一起?
热文
历史 > 热文 > 正文

一条铁路,一个国家:肯尼亚铁路如何与殖民主义绑定在一起?

本 文 约 6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min

作者介绍

齐腾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肯尼亚。

2018年11月,我第一次在肯尼亚境内搭乘蒙内铁路,从内罗毕前往蒙巴萨调研。截至2021年7月8日,作为肯尼亚唯一运行的主干线铁路,蒙内铁路已安全运营1500天。这条由中国公司承揽的铁路,自招标始,就饱受西方媒体诸如“造价昂贵、债务陷阱”,“干扰动物迁徙、破坏生态”,“中国工人不跟当地人同桌就餐、种族歧视”,“中国要求肯尼亚抵押蒙巴萨港”的攻讦。

撇开这些攻讦理由的荒谬性不谈,我们所关注的是,为何掌握英文世界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对铁路方便人员、物资交流,改善基础环境,尤其是疫情期间增加运力积极抗疫的功能充耳不闻,反而一窝蜂地意图给蒙内铁路贴上污名的标签?西方媒体的这些操作固然有对铁路建设的舆论监督,有对中国崛起的深层焦虑,有对边缘地区居高临下的文明俯视,有对环保知识一知半解的无知无畏,但也存在对肯尼亚铁路与殖民历史的路径依赖。正是因为肯尼亚铁路史与殖民主义的羁绊关系,才为西方媒体的攻讦创造了想象的空间。那么,肯尼亚铁路是如何与殖民主义绑定在一起的呢?

为此,在2020年2月和3月期间,我多次走进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和铁路博物馆,查阅相关资料和走访相关人员,期待从“历史”的角度揭开这一纠葛的神秘面纱。

“铁蛇”缘何东来?

在英国人踏入肯尼亚内陆前,一个名为Kimnyole的基库尤人巫师曾预言:有一条“铁蛇”将会来到这片土地,这条“铁蛇”吞烟冒火,携带着一群红发碧眼的外国人呼啸而来,到时,草场会被撕裂,牲畜会被掠夺,土地会被抢占。这个预言,因肯尼亚首任总统乔莫·肯雅塔的著书立说而广为流传。若情况属实,那么巫师的预言还真的受到了“神秘力量”的指引?若否,则可能是类比所遭遇的社会事件,后人附会前人的“袁天罡预言”。

可无论如何,这条“铁蛇”于1896年从蒙巴萨登陆,一路蜿蜒向西,于1901年到达维多利亚湖,贯穿了肯尼亚这片土地。这条“铁蛇”便是肯尼亚历史上创建最早且影响最为深远的“乌干达铁路”。一条横穿肯尼亚的铁路,缘何取了一个邻国的名字?事实是,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乌干达,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控制白尼罗河的源头维多利亚湖。

Charles Miller 在《疯狂快车:帝国主义的娱乐》 (The Lunatic Express: An Entertainment in Imperialism) 中言道:“谁控制了乌干达,谁就控制了尼罗河;谁控制了尼罗河,谁就控制了埃及;谁控制了埃及,谁就控制了苏伊士运河;谁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也就间接控制了印度。”尼罗河涉及的利益太多,而白尼罗河的源头是维多利亚湖,若不提前控制,则法德诸国将后来者居上,挑战英国霸权。在瓜分非洲狂潮的背景之下,1884-85年召开的柏林会议确定了瓜分非洲的“有效占领”原则,即西方列强在非洲占领土地或保护国时,必须通知其他协议国,同时要保证在占领土地建立起足以保护各种权利的统治权力。为了避免尼罗河水域控制权被法国或德国夺走,英国启动了乌干达铁路建设。

在旁观者看来,乌干达铁路修建就是一个殖民主义的产物,然而在西方人的宣传语境中,修建铁路被赋予了更高的道德意义,即为了开发非洲、废除奴隶制以及传播西方文明。就国家机器而言,事实与宣传话语的背离与虚伪无关,毕竟国家行动需要进行合法性包装,而当时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进化论”和“白人包袱论”[1]无疑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铁路修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尼罗河,然而,随着铁路蜿蜒向西,肯尼亚这片部落分散的古老土地被裹挟进了国家的行列。

乌干达铁路线路图。来源/Railway Wonders of the World

乌干达铁路一景。图片来源/Railway Wonders of the World

一条铁路创造一个国家

内罗毕国家博物馆和铁路博物馆的显眼处都悬挂着一个铭牌,上面写着东非保护国行政长官Charles Eliot的名言——It is not uncommon for a country to create a railway, but it is uncommon for a railway to create a country (一个国家建造一条铁路平平无奇,而一条铁路创制一个国家却百里无一) 。也就是说,“先有铁路建,后有国家来”。国家之组成,无论按照“三要素”学说,还是“四要素”学说,土地、人口和政权皆为基本要素。那么,这条铁路修建与这些要素之间存在哪些联系呢?

2019年1月,我去铁路站点Mariakani与当地做医生的朋友Moses相见。当我们行走在铁皮房子围成的街道上,他跟我谈起了上一辈口口相传的铁路旧事:

“那个年代,我们非洲人从来没见过火车,甚至连镐和锹都没有见过。英国人修铁路需要劳动力,我们自然不行,他们就从印度招募了苦力。因为修铁路,很多人涌入了肯尼亚,触犯了神灵。当铁路修到我们西边的Tsavo地区时,狮子们出动了,咬死了几十个印度工人。殖民政府解释说是狮子缺乏食物才吃人,可我们老一辈人不以为然。他们相信是已故的长老担心这些殖民者占领非洲人的土地、掠夺非洲人的财富,将鬼魂附着在这群狮子身上,警告他们尽快离开。晚上,这群狮子进入营地,将工人拖离帐篷并咬死了他们。这些殖民者开始在营地周围放置带刺的栅栏,点上篝火,企图吓跑狮子,可是没啥用。一些工人吓得逃离了营地,铺设工程也搁置了。英国主子来视察情况,结果也被咬死。当时英国人害怕地说,除非工人身上包着铁皮,不然没法继续开工。不久,英国人调来了步枪队,尽管我们祖先附身于狮子,非洲最厉害的动物,可最终还是败在了猎枪之下……”

非洲土地制度的命运也如同这些狮子一般,虽然顽强,最终也敌不过手持猎枪的殖民者。在英国人看来,通过与桑给巴尔签订的协议,他们已经“合法”占领了十英里海岸带,接下来应该将手“合法地”伸向内陆。第一任东非保护国行政长官Arthur Hardinge发现非洲人只关心对土地的占有,却没有地契。殖民当局开始寻求通过法律途径“合法地”在肯尼亚获取土地。1897年,印度劳工抵达肯尼亚不久,英国殖民当局就把1894年在印度制定的《印度征地法》 (The Indian Land Acquisition Act) 照搬过来。Arthur Hardinge抓住机会发表声明:“为了公共利益,乌干达铁路自蒙巴萨始,无论土地延伸至何处,保护国当局都应该获得铁路左右两侧各一英里土地的所有权”,从而顺理成章地获取了土地。显然,铁路两侧各一英里的土地满足不了日不落帝国的胃口。

1899年,王室法律官建议将1890年制定的《外国管辖法》 (The Foreign Jurisdiction Act) 引进肯尼亚,授权王室控制和管理保护国内没有固定政权管理形式的土地,以及划拨给个人但遭到抛弃或无人居住的土地。1901年,英国颁布《王室土地条例》 (The Crown Land Ordinance) ,该条例于次年生效,授权保护国行政长官代表王室处置公共土地,而这些公共土地包括目前因条约、惯例、协议、国王保护国、1894年《印度征地法》或其他形式已经或者以后可能获得的所有土地。

乌干达铁路一路西行。1899年,工程队来到了一座高原,顿时感觉天气不似沿海那么炙热,常年体感舒适,这个地方本是马赛人的领地,因为有一条寒冷的溪水流经此处,故被命名为内罗毕 (Nairobi,马赛语,“冷水”之意) 。十几年前,马赛人还四处扩张,男性以勇武不驯著称,以猎狮为荣,被称为“马赛战士”。然而,1890年代的牛瘟、干旱、天花摧毁了这个地方,使之丧失了90%的牲畜和2/3的人口。奥地利探险家Oskar Baumann曾描绘当时的场景:“可怜的女人瘦骨嶙峋,双目呆滞;昔日勇猛的战士萎靡不振,无动于衷;老人们也都疲惫不堪,步履蹒跚;而成群的秃鹫在高处注视着他们,等待他们的倒下。”

当乌干达铁路修建到此处时,这个地方已然人烟稀少,幸存者也都是马赛牧民。英国人见此大悦,认为此地没有定居农业,那便等同于尚未有效占领,顿时打算据为己有。其实,早在1893年,英国人就对内罗毕地区产生了觊觎之心。Frederick Lugard游说修建乌干达铁路时曾指出,欧洲人如欲在肯尼亚定居,非选择高原凉爽处不可。东非保护国行政长官Charles Eliot则有着不同的考虑。当初他反对高额修建乌干达铁路 (最初预计建设成本为500万英镑,最后建设的实际成本为900万英镑) ,而今铁路已经修建,却没法盈利,他不得不鼓励欧洲人来高原耕种,收回铁路建设成本,并为殖民行政管理提供资金支持。想要吸引欧洲人来肯尼亚耕种,那就需要提供足够的耕地。此时,在牛瘟、干旱、蝗灾、饥荒的打击下,马赛人生计艰难,不得不与英国殖民者合作。在洋枪的威慑下,1904年和1911年《马赛协议》剥夺了马赛人保留区,将其压缩至与坦桑尼亚接壤的南部Kajiado郡和Narok郡,从而在肯尼亚高原上创造出了产权完全属于白人的“白人高地”。接着,白人移民行动开启了。

马赛酋长Lenana与行政长官Arthur Hardinge(戴眼镜者)。来源/Mount Kenya Official Guidebook, Kenya Wildlife Service

白人高地范围。来源/作者自制

1903年,在肯尼亚的白人只有百人,大多为南非迁徙而来,到了1914年,欧洲移民增加至1300人。铁路刚刚修建到内罗毕 (于1907年成为首府) 时,此地并无多少定居者,1902年至1910年之间,该镇的人口从5000人增加到16000人。初期的欧洲移民大都来自富裕阶层,暂且不说像Isak Dinesen (《走出非洲》的作者) 这种拥有爵位且享誉世界的作家,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普通移民的身上嗅到富裕阶层的气息,以及了解到他们是如何获取土地的。大象研究专家Daphne Sheldrick在《爱、生活与大象:非洲爱情故事》 (Love, Life and Elephants: An African Love Story) 中记述了太舅公移民肯尼亚的过程:太舅公在南非过着富庶的生活,却对狩猎充满热情,时不时会买一张前往肯尼亚的船票,坐上早期的蒸汽船以满足自己猎杀动物的渴望。1907年,在一次狩猎远征中,他结识了Charles Eliot。后者提议,如果太舅公能够说服二十户人家搬到肯尼亚,政府就分给他们免费的土地,供他们定居使用。如此一来,单单太舅公一家就被赠予了多达5000英亩的土地。

但是,没有劳动力,土地几无用处。为了获取非洲劳动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涉及纳税、土著登记、Kipande (斯瓦希里语,“身份证明”) 、保留地、强迫劳动、限制经济作物种植等方面。殖民之前,肯尼亚是无国家社会,并没有“纳税”概念。英国殖民者进入之后,1902年实施了房屋税 (hut tax) ,1911年实施了人头税 (poll tax) ,简单来说,是个茅草屋就要纳税,是个活人就要纳税。纳税需要使用货币,这就意味着没有货币的土著必须去农场劳动以赚取货币。如果不交税,等待他们的便是罚款,不交罚款,那就会被强迫劳动,“殊途同归”。除此之外,由于“白人高地”为欧洲人所有,所以留在此处的土著都是“非法占地者”,必须为土地所有人提供劳动。随着移民的增加,劳动力需求也在增加。若房屋税刺激劳动力增长的能力不足,则人头税接力,继续刺激。土著登记是国家控制民众的基础,了解劳动力的数量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资源。1915年,《土著注册法令》 (The Native Registration Ordinance) 被引入,所有成年男性作为可雇佣劳动力被强制登记。五年后,《土著注册法令》修正案出台,实施Kipande制度,规定年满15岁的非洲男性必须在脖子上挂着身份证件,上面包含个人的详细信息、指纹以及工作经历,以供检查。身份证主要的目的是限制土著流动,有效地跟踪劳动力资源。为了占据土地,避免土著的侵扰,英国殖民者“画地为牢”,为肯尼亚各部族设置了“土著保留区”。之后其他部族被陆续限制在各自的“保留区”活动,这些所谓的“保留区”土地贫瘠、人满为患、生计困难。土著不得不走出家门,为欧洲人的农场提供服务。强迫劳动因“诺西通告” (Northey Circular) 而被合法化。诺西在1919年担任东非保护国行政长官,次年 (东非保护国转为殖民地之后) 担任肯尼亚总督,一直持续至1922年。1921年,诺西发布了一个通告,非洲人必须为欧洲人的农场和庄园劳动。而在此之前,保护国政府规定非洲人的强制劳动只适用于政府项目,除非绝对必要,且必须得到殖民办公室的批准。土著不被允许种植任何经济作物,如咖啡、茶、棉花、剑麻、除虫菊等等。由于土著没法依靠经济作物获取收入,他们只能依附于欧洲人的农场。

一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启动退伍军人安置计划 (Ex-Soldier Settlement Scheme) ,为退伍军人提供土地。根据《东非保护国年度报告1919-20》( Annual Report on the East Africa Protectorate for 1919-20) ,在肯尼亚,这一计划共提供了1053个可供售卖的农场和257个免费农场,包含250万英亩土地,超过2200个申请者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土地。为了覆盖更多的白人农场,也为了方便白人农场所需原材料及其产品的运输,乌干达铁路的支线开始向“白人高地”延伸,Thika线 (1913) 、Lake Magadi线 (1915) 、Kitale线 (1926) 、Naro Moro线 (1917) 、Tororo-Soroti线 (1929) 以及Mount Kenya线 (1931) 陆续通车。

伴随移民的增多、土地的开垦和边界的厘定,1920年,英国正式将肯尼亚从“保护国”升格为“殖民地”,总督、议会、政府机关、法院、军队纷纷得到设置,一个政权宣告成型,一个殖民国家随之诞生。

结语

百年前,乌干达铁路的修建,带来了殖民奴役,带来了种族歧视,带来了经济掠夺,带来了军事压迫;百年后,西方媒体以检讨和反思殖民主义之名,将污名化的想象再次投诸于与乌干达铁路平行运行的蒙内铁路之上。而事实难道不是西方拿殖民祖先的所作所为“推己及人”吗?

注:

1. 白人包袱论源于Rudyard Kipling的《白人的包袱:美国与菲律宾群岛》(The White Man's Burd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s),认为给世界“野蛮地区”带去“文明”是白人的道德包袱。这一理念成为殖民主义的经典辩护话语。

END

作者丨齐腾飞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王用鑫

排版 | 薛梦缘

经公众号“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微信ID:gh_c8a0852f1911)授权转载。

亲爱的凤凰网用户:

您当前使用的浏览器版本过低,导致网站不能正常访问,建议升级浏览器

第三方浏览器推荐:

谷歌(Chrome)浏览器 下载

360安全浏览器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