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临时工,自筹经费打仗:湘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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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外临时工,自筹经费打仗:湘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2021年10月14日 15:50:02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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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底,太平天国起义,是对清王朝的一次严峻考验——与10年前英国借鸦片问题闹事不同,当年的志在讹钱,如今的却是要命。

太平天国起义。来源/电视剧《太平天国》截图

镇压起义的总支出是多少?

为了应对太平军,从道光三十年冬 (1850年) 至咸丰三年春 (1853年) ,清廷在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调集各省“绿营”军队攻打太平军,用兵不过九万七千七百余人,但经户部花出去的军费已高达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根据户部报表,至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库存的银子仅剩下二十二万七千余两。

财政上的岌岌可危,远比杀到家门口的起义军更让庙堂心惊。所有的麻烦自然要归咎于“绿营”军太不中用。所谓“绿营”军,本为清朝经制军队,在组织架构上有严格的行政级别,在财政预算上则享受稳定待遇。

“绿营”在清朝中前期勉强可用,但到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已疲态尽显,甚不得力。

乾隆时期绿营兵。来源/电视剧《乾隆王朝》截图

咸丰年间,镇压太平军时,“绿营”只剩下千里尾随、罕逢一胜的本事。眼看身为“绿营”军花钱不少却百无一用,朝廷只能另想办法,那就是重拾嘉庆年间对付白莲教的老办法——兴办团练。

所谓“团练”,就是由地方士绅发起组织的民兵。它主要用于地方自保,其口粮费用也主要由地方自筹解决。

咸丰二年末至三年初,朝廷先后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共有十省奉召兴办团练,其中湖南团练大臣就是曾国藩。最初,“团练大臣”曾国藩在“团练”问题上是个十足的反派。他瞧不起乌合之众的“团练”,认为“改弦易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与其召集一帮无组织、无训练又无责任心的闲散人员胡乱凑数,还不如找有专业素养的“劳务外包公司”,把镇压起义的“业务”彻底外包。

在曾国藩的努力下,1852年底,一支以“湘勇”为名的队伍正式诞生。

曾国藩办团练。来源/电视剧《太平天国》截图

十二年后,正是这支彻头彻尾的“临时工”队伍,攻克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完成了其创建的目的。

统计其全程费用,曾国藩所部湘军十二年间所耗,总计不到三千万两银子,此间湘军从最初的一万七千人发展到最高峰的十二万人 (同治元年,1862年) 。与两年花掉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银,却连份像样的捷报都交不出手的“绿营”军相比,成本效率之高低,一目了然。

曾国藩自制了“剿匪手册”

剿匪是个要命的活儿,想承接此项高风险、高利润率的大单业务,没有过硬的背景是不行的——欲揽“瓷器活”,不但要有“金刚钻”,更得要有瓷器店里的熟人。

首先是人脉资源。

“湘军”虽然只是一支“临时工”队伍,但其主持者曾国藩却是成色十足的官员。曾国藩在出任湖南“团练大臣”之前的仕宦履历如下:

道光十八年进士(1838年),选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年散馆授职检讨

道光二十三年升翰林院侍讲,四川正考官

道光二十四年转补翰林院侍读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升授詹事府春坊右庶子,九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补日讲起居注官

道光二十七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升授礼部右侍郎,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

道光三十年六月,兼署工部左侍郎,十月兼署兵部左侍郎

进士出身,翰林院镀金,历经锻炼,如果说还有什么美中不足,那就是殿试成绩差了点,只是个勉强上榜的同进士而已。

影视剧中的曾国藩。来 源/电视剧《太平天国》截图

曾国藩的仕宦履历和由此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网络,对湘军日后的发展壮大颇有助益,但以他为代表的湘军将帅多是书生出身,故湘军初起之时,于近代军事组织和战术均无甚心得,曾国藩又只好“请”来明朝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为之提供“技术支持”。

古之沙场名将,大多敏于行、讷于言,罕有将自己军事经验整理成书的,但戚将军却是十足的另类——他平生打仗之余笔耕不辍,在浙江抗倭时写了本《纪效新书》,到蓟门镇蒙时又写了本《练兵实纪》。这两部书,对火器时代的军队编制、组训乃至武器、战术,都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代表了有明一朝军事理论和战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尽管戚继光的军事理论年头久远,用之于19世纪中期的国内战争,却仍然不算落伍 (太平军手中火器,也多是吴三桂时代的旧炮,大家彼此彼此) 。以《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书为圭臬组训起来的湘军,较之组织、编制落伍,军事训练及战术素养全无的“绿营”而言,代差优势极其明显。所以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湘军这支“山寨戚家军”,凭着悍勇敢战、战术对头,最终占据了上风。

曾国藩的成功也给其他对军事一头雾水的清廷官员们以莫大激励。斯时“绿营”残破,各省疆吏都在募兵自守,而苦不懂近代军队的编制战法,所以皆争求湘军的成功经验,尤其是“略仿戚元敬氏成法”而制定的核心内容“营制”。

曾国藩倒也不搞技术垄断,乐于推广他的“先进经验”。咸丰三年 (1853年) ,湘军初定营制、营规,曾国藩便在衡州刊印,旋即又在江西刊印。咸丰十年 (1860年) ,曾国藩督师安徽祁门,又刊印一次。同治元年 (1862年) ,曾的弟子李鸿章率淮军援上海,因各处索求,又代为翻刻了一次,但依然是供不应求。

在这样的热潮下,湘军的营制、营规,从经营常识到管理规范,一时成为咸同年间最具影响力的“专业技术手册”。直到甲午战争之前,源于湘军的这一整套制度,也一直被奉为清军建军的圭臬。

然而,身为“曾氏军事理论”创立者的曾文正公,到底是位谦谦君子,他虽然偷师学艺,但成名之后也并不“干没”戚继光的贡献。

正是在这位“私淑弟子”的大力揄扬下,生前做官不过总兵官 的戚继光,在晚清声名飙升,反令同时代的谭纶、俞大猷、李成梁等抗倭名将望尘莫及了。这恐怕是戚将军著书时始料不及的。

抗倭名将戚继光。来源/电视剧《戚继光》截图

湘军是怎么自办经费的?

曾国藩专业技术扎实过硬,自身又是正途出身,朝中还有当红权臣的大力支持,但湘军还是处处遭遇掣肘——因为在清朝的军队体系中,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这支“临时工”队伍的存在。

照清廷内流程,“平贼”事务 本该由军机处统筹、礼部和吏部选调官员、兵部指导技术、工部供给装备、户部提供资金。但因湘军属“临时工”,朝廷六部要么管不到 (礼部、兵部) ,要么懒得管 (工部、吏部) ,于是便都推给曾国藩自己去周旋 。 也即是说,除了代表皇帝的军机处因职责所在,不得不隔三差五聒噪一番外,其他各部对湘军基本上是放任不管。

礼、吏、兵、工部放手倒还好办,难办的是户部也不管。

户部不管湘军,倒不全是态度问题,也确有困难——如前所述,户部的现金库存早被不中用的“绿营”在十四年战争的头两年就掏得精光。且他们也不可能为湘军这帮“临时工”增设预算,所以朝廷即便想批款,也只能找其他名目。

曾国藩与湘军共同作战画面。来源 /电视剧《太平天国》截图

但专项拨款往往更显得无聊——比如说,在走了长达几个月的漫长流程,户部终于同意划拨给贵部二三十万两银子作军饷,但出纳给出的友情提示却是,这笔账应于两江总督账户下拨支。而更严酷的事实是,你还算清楚地知道,两江总督治所南京城,早在咸丰三年就已经被太平军所攻占,财政拨款即便不好称之为“白条”,也是十足收不到手的“坏账”,于事无补。

所以,曾国藩压根就不指望从空荡荡的户部获得资金。事实上,湘军前后十二年,近三千万两银子的开销,执行的主要是另一种模式——即由朝廷给予默许,然后曾国藩等“包工头”设法自筹。

这些空头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七大类:捐输、运饷盐、兴厘金、拨丁漕、请协济、提关税、收杂捐。七项办法中,丁漕、关税二项都是从财政内直接截留现金的办法,此法冲击了朝廷的编制预算和利益体系,即便是曾国藩亲自提出也常有被驳回的。

其余五项,则都是“灰色”手法。捐输则是鼓励民众捐款输纳 (对积极者也常常奖励以名誉官衔,实际上还是“团练”融资的旧办法) 。湘军初起之时,全军仅一万七千余人,月用饷银近八万两。仅靠湖南一省的捐输也勉强可以度日,在对湘军有依赖的江西捐输成绩也不错,但在兵火不及的四川就毫无成效。

嗣后随着湘军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曾国藩逐渐发觉捐输是“费神多而获钱少”,改而利用手中军队控制交通线的便利条件,通过倒卖食盐的利润充军饷。他以此法在八年中获利二千万两有奇,占了筹款的大头。

厘金则是设卡抽税,仅就江西、广东、湖南东征局三处数据看,输送至湘军者已过千万两。

湘军。来源/网络

协济则全看人缘和业务关系。

如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江苏巡抚李鸿章,于湘军都是自己人,故曾国藩提请每月协济饷款若干,他们都大力支持。江西巡抚耆龄虽是外人,但他要靠湘军保卫辖区,因此也肯协饷。四川与湘军素无交情,又无业务依赖,就不太肯出钱,仅仅只是敷衍了事 (湖南、湖北每月二万,江苏每月四万,江西每月一万七千余两。而四川两次拨款,总计才二万五千两) 。

在朝廷的默许下,湘军依仗“临时工”的特殊性,破坏了军队不得自行筹饷的财务传统。

从此,清王朝的财政系统就失去了对这支队伍的控制。

朝廷为什么一个头两个大?

既不能通过正式军籍来掌握湘军的员额,也无法通过“卡预算”来限制湘军的膨胀,更难对湘军中的军事将领施加切身影响——湘军的文职多来自朝廷调任,如李鸿章、郭嵩焘,他们事定后还要回去,所以朝廷还勉强管得住;武将除个别高级将领外,大多仅有虚衔,只能依湘军自定的内部级别享受待遇。朝廷对之失却约束,此辈便每每无法无天。

失去了人事和财务两大权力,朝廷只剩下在曾国藩等“包工头”递过来的报销单据上蒙头签字画押的能耐了。

对湘军的“失控”逐渐成为清朝与太平天国之外第三股势力的情况,朝廷也不是全然懵懂的。

早在咸丰四年 (1854年) 秋,湘军克复武昌、汉口捷报至京,咸丰曾喜形于色,立擢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且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旁侍的军机大臣祁寯藻提醒他:“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闻言,即默然变色,随即改授曾国藩兵部侍郎虚衔,而“毋庸署理湖北巡抚”了。 (薛福成《庸安文续编卷下·书宰相有学无识》)

祁寯藻,清朝著名的三代帝师。来源/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截图

说来这祁寯藻倒也不是曾国藩的对头。咸丰元年,曾国藩在朝中公然反对咸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的谕旨,皇帝一怒之下要治他的罪,也是祁寯藻叩了若干响头才保回来的。

所以,此次祁大人给曾国藩下眼药,绝非私人恩怨,乃是高度讲原则。大清一朝重用汉人不在少数,但为防出现拥兵自重的情况,历来是掌兵者不理财,理财者不掌兵,地方督抚权望俱重但无兵权,提督虽有兵权而无财源,兵权财权政权分得很清楚。所以,自吴三桂“三藩之乱”后至咸丰年间,清朝未出现过擅弄私兵、尾大不掉的疆吏大帅。

经祁寯藻这番点拨,咸丰便豁然开窍,此后任曾国藩如何抱怨疆吏掣肘 (咸丰五年,在江西参劾巡抚、按察使司等省级大员) ,如何要挟朝廷拨块地盘给他筹饷养兵 (咸丰七年,于丁忧中要挟朝廷授巡抚不成,愤而请辞兵部侍郎) ,皇帝总之是不允了。

但到咸丰十年 (1860年) ,情况又为之一变。

是年,由“绿营”军组建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天国彻底打垮,清廷手头仅剩下湘军这一张可用的牌。为挽救江南局面,朝廷不得不再度起用曾国藩——而用曾就不能不满足他出任督、抚的要求。

于是,咸丰十年四月,朝廷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六月,补授两江总督,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咸丰十一年,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巡抚、提 (督) 、镇 (总兵) 以下悉归节制;同治元年 ( 1862年) 正月,命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藩从此得以“包工头”之身,正式兼理起地方行政事务。

太平军攻克武昌之后,咸丰帝决定起用曾国藩。来源/电视剧《太平天国》截图

既然当了封疆大吏,则七、八年来一直让湘军头疼不已的经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湘军前7年,即1853年至1860年,累计收入不过四百五十余万两;但从曾国藩总督两江后,5年中收入竟达二千四百五十余万两!

于是乎,从咸丰十年起,断了“拖欠工资”病根的湘军攻势勇猛:1861年陷安庆,随即包围天京;在漫长的围城战后,于1864年6月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