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南方缺少战马，所以骑兵很弱，武帝八校尉中的越骑了解下

编者按：在提到骑兵时，我们经常会有一种固有印象，北方因为拥有优质的养马场，所以战马资源较为丰富，因此才能训练和招募马术娴熟、技艺精湛的骑兵部队，相比之下，南方多山地，同时又因为水文条件的影响，不适合养马，所以南方军队多半缺马。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一篇文章《为何古代中国南方总是缺骑兵和战马？南宋都有5万骑，缺乏养马地只是借口》。可这并不意味着南方自古以来就没有优质骑兵。西汉时期，就有一支名为“越骑”的骑兵部队活跃在我国的南方地区。

西晋名士陆机，曾在他的《从军行》一诗中写道：“胡马如云屯，越骑亦星罗”，这里的越骑就是本文要提到的西汉越人骑兵。

所谓的“越人”，是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对生活在百越地区古越人的称呼。《汉书》中有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让人疑惑的是，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这一地区多沟壑险阻，似乎并不适合骑兵的奔突和腾跃。事实上，就连许多古人都对所谓“越人”有一种天然的轻视，认为当地“不宜牛马”，越人更是“绵力薄材，不能陆战”。

也正是因为这种印象的存在，不少人对《汉书》中所描述的“越骑”之说一直有所怀疑，这种感觉，就好像今天的人们突然看到“蒙古国海军司令”这样的称呼一样，充满了荒谬感和错位感。一些人据此认为，所谓的“越骑”，似乎不应该解释为越人骑兵，而是“材力超越众人之骑”，也就是由精锐士兵组成的骑兵部队。可是，这样的猜想并不符合逻辑。

《汉书》关于越骑的记载，最早见于武帝创立八校尉部队。这八校尉中，既有承担对禁军第三序列的北军担负监察职责的中垒校尉，也有如射声、虎贲、步兵校尉这样分别负责射手、车兵、步兵部队的军事军官。至于剩余四校尉：长水、胡骑、越骑、屯骑都是骑兵部队的校尉，和名称相对应的，他们负责训练、统领长水羌人、匈奴、越人、北地边民四种不同兵源的骑兵，从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来看，汉武帝所立八校尉，除了军事职能外，还担负着一定行政职能作用。

八校尉编制下的各军，本就是西汉帝国经过层层选拔后的精锐，因此，把“越骑”强行解释为一种经过再次挑选选拔而来的“材力超越”者，实在是有些勉强。相反，越人骑兵的说法才更加符合常理。

从武帝八校尉的设立来分析，越骑与长水羌骑、胡骑、屯骑能同为骑兵校尉编制，意味着在当时看来，越骑部队的战斗力即使比不过三者，但起码也是水准之上的骑兵部队。不要小瞧这三支骑兵部队，如长水羌骑，曾经是西汉关陇西线战场的重要军力来源，如西汉的公孙家族，就是长水羌族人，像公孙敖、公孙贺都是西汉时期曾经屡立战功的宿将，虽不如卫霍这样的当时名将，但也决不可小觑。而胡骑就更不用说了，汉代所谓的“胡人”并非对游牧民族的泛指，而是单单用来指代自己的宿敌匈奴，胡骑校尉顾名思义，所统领的就是归化汉朝的匈奴部落骑兵，这些“上山下阪，出入溪涧”的匈奴骑兵，在骑术上的造诣，曾经让整个汉王朝都头痛不已。

“屯骑”显然也不是什么杂牌部队，这些源自边地的骑兵，由于自幼长于饱经战火洗礼的北方边境，在骑术上丝毫不逊色于胡骑和长水羌骑，另外，虽然“屯骑”本身声名不显，但这支骑兵部队，正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最为倚重的幽州突骑的前身。

能够和这三支部队并列，本就能从一定程度上证明越骑的凶悍。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越骑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骑兵部队呢？

虽然后世的南方一直给人以缺马的印象，但在西汉时期，南方并非没有合适的养马地。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尝羌“滇王之印”，开始对古滇国等地施展影响，在此之前，由于西汉帝国还未大规模向南方拓展势力，百越、古滇国等南方地区，人烟稀少，植被丰富。这种地广人稀的环境极为适宜畜牧业的发展，相反，后世那些知名的养马地，在汉人眼中多是不宜农耕的较干旱地带，这些地区之所以以养马闻名，正是因为它们无法被农耕民族驯化为良田，如北魏六镇，就是因为始终无法以水利、垦田继续增加可耕面积，才最终成为了耕牧两种文明的分界线。

而古滇国等地，在人口尚不稠密之前，就是得天独厚的畜牧宝地，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武帝时期初开益州郡，就获得“牛马羊属三十万”，而西汉、东晋时期，各势力通过摊派等征收方式征缴当地牛羊马匹更是“动辄以万计”。

充沛的马匹资源使得当地势力有了训练骑兵的基础，也让当地骑兵装备得以高速发展：古滇国遗址发掘出了我国最早也是最原始的马镫图像，这种只能允许骑士将大拇指放入的硬核马镫虽然简陋，但已经能够允许骑兵在作战时进行借力。因此，它对于骑兵作战模式的影响，是里程碑式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滇国骑兵，所骑乘的战马就是网友们认为不堪大用的滇马。汉朝曾特意在益州郡设立“万岁苑”，专门畜养这种“体小而雄俊，尤善山行”的滇池驹。

毗邻古滇国的百越人，很难不受到古滇国文化的影响，同样居住在山势陡峭、道路崎岖地带的越人，是标准的山地骑兵——他们依靠战马的速度优势骤聚骤散，又依靠高超的骑射技术来对抗在山地地形中无所适从的敌对骑兵。

在武帝南拓的过程中，一些越人选择了归附大汉，这些内附的越人中有不少骑术精湛之辈，因此，他们被编选至越骑校尉麾下，成为大汉帝国对抗北方匈奴骑兵的前锋。西汉名臣晁错在品评匈奴骑兵时，称匈奴因为“地形技艺与中国异”，所以他们能够“上山下阪，出入溪涧”，同时，又能“险道倾仄，且驰且射”，可见，在他看来，这些骑兵最恐怖的地方并非骑兵一贯的速度优势，而是相较于大汉骑兵恐怖的控马本领和骑射技艺，因此，习惯山地作战的越人骑兵在这一点上同样不逊色于匈奴。

不过，随着铠甲工艺的精进，以及马镫、马鞍等骑兵装备的日渐成熟，骑兵依靠弓箭进行远程投射的杀伤力日渐下降，而近战冲击能力却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严重依赖骑射的匈奴骑兵开始逐渐丧失汉匈之战的优势地位，所谓“一汉抵五胡”之说，就是这种战斗力对比下的真实写照，至于同样依靠骑射的越骑部队，也不免和匈奴骑兵一样，被历史所淘汰。在后世，由于战马品种的差异，类似滇马这种体格矮小却灵活易控的马种，也不得不让位给体格更大、负重更强的战马。而随着南方地区经济的日渐繁荣，想要像西汉时期那样在人口稠密的南方寻找合适的牧马地，也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正因如此，骑兵才开始逐渐变为北方军队最标志性的兵种，而南方，则开始逐渐患上“骑兵匮乏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