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给“被打压的人”陈述的机会，戊戌变法的真相，可能会颠覆认知

由公车上书引发的维新变法

新与旧，是人们对戊戌维新变法最初也最深刻的印象，每到纪念日还会有大量的纪念文章来缅怀这些为中国发展奔走呼号的前辈。其实维新变法不是新与旧二元对立这么简单，变法也不是只有康有为、梁启超那一种风格。在湖南变法当中相对缓和的陈宝箴、陈三立与黄遵宪等人，显然不被人们所熟知，更不用谈明确反对康梁变法的湖南士人王先谦与叶德辉了。与康梁的“新”相比，他们就真的“旧”吗？为何人们将其视作守旧派？历史是多面的，也需要多面地展现出自己本来的面貌。

梁启超

一、甲午战后，人人奋发图强

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于国人来说无疑是一颗“深水炸弹”，输给日本这样的蕞尔小国，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民间士绅，都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变革已经成了全国共识，就这一点来说，甲午战争之后，已经没有像之前洋务运动时期完全意义上的守旧派了。在19世纪末期，中国社会中的“新旧之争”都是相对意义上的，很难说有哪位士人或官员对西学采取完全的排斥态度。而从这一点出发，或许能够看到许多传统“新旧之争”背后隐藏的事实真相。

甲午战争

就湖南来说，湖南是戊戌时期唯一认真推行变法的省份，巡抚陈宝箴固然不像康梁一样有着如此激进的思想，但绝对可以算的上是地方官员当中的佼佼者。王先谦与叶德辉二人，更算不上是多么守旧与排斥西学之人。

湖南巡抚陈宝箴

特别是王先谦生长于洋务运动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的见证人。他在1870年代即主张发展海军，振兴工商业与手工业，并极力倡导与西方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他将“富”看作国家强盛的关键，认为工商业发达才能使国家致富，进而实现国家的强大。

乍一看，这跟洋务派很像，其实不一样，王先谦主张的近代化侧重点显然不同，他将工商业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而不是洋务派那样重视军事技术的现代化。若要作出比较，王先谦的观点比洋务派更加深谋远虑，眼光与格局也更大。

王先谦

二、可变法，但不可激进变法

王先谦无疑是支持变法的，这一点在其著作中是一以贯之的，直到民国时期，他依旧主张大清非变法不足以应对纷纷扰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变法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与行为惯性的帝国来说，无疑是十分复杂且巨大的一项工程，必须由一位有大格局、长视野的人来主持变革。

在王先谦看来，晚清变法的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任其非人”，简单的四个字，就将其想法表达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说，王先谦反对的不是变法本身，而是康梁一派，他并不将康门之变法视作真正的可以振兴中国的变法。

王先谦（前排左三）等人的合影

若抛开当时的新旧之争，而观察埋藏在其中的真相，王先谦是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士人。他在湖南开展变法的前期，曾积极参与政府的维新事务，湖南新政的重要机构时务学堂，就是由王先谦等人联衔上奏获批才开办的。就因为这样，他还受到了更加“守旧”的当地士人的非难。

除申请开办新式学堂，王先谦还曾与其他士人联衔上奏过《湖南绅士请办内河小火轮船禀稿》，建议朝廷允许湖南将轮船引用至湖南长江沿线各码头使用，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货物的运输效率与运输重量，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小火轮船

非常吊诡的是，这次上奏遭到了朝臣中“维新”味道浓郁的张之洞的反对，他还认为湖南的士人又是开办学堂，又是请求使用新式轮船，开办洋务的想法未免也太过激进了一些。若用传统的“新旧”视角来看待张之洞的说法，那张之洞岂不是也成了守旧的落后官僚了？

张之洞

三、变法当中的“新与旧”

康有为乃变法之先烈，这个刻板印象已经刻在我们的脑海中抹不去了。但当时的人并不这么看，当时的士人大多对康门的做法十分不满。古与今的这种认识偏差可能让人难以接受，也不好理解。就梁启超来说，他先是在上海借《时务报》主笔之便，大肆宣传康门之孔子改制与新学伪经学说，后因与汪康年的论争而赶赴湖南，担任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但梁启超在担任教习的过程中，还是以传授康门学说为主，这让同为维新一方的巡抚陈宝箴严重不满，梁启超教习的资格随后也被取消。

时务学堂

维新变法搞了103天，就被慈禧叫停了，戊戌六君子被杀，很多与康门有关联或私交甚好的维新人士也跟着遭了秧。这样错误的连坐惩罚，反而使得康门受到各方同情与支持，而反对康门变法的维新人士，如王先谦等，“顺理成章”地就被打成了“守旧派”。

在这里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康门＝维新，反对康门＝守旧，王先谦守旧的形象，就是这么来的。一直到民国时期，乃至今日，仍有许多对历史半知半解的人，还把人家当成守旧派。

而与王先谦并列的叶德辉结局更加悲惨，在1927年的北伐战争当中，他被当作反对北伐与农民运动的“反革命典型”而处死，由此可见，许多人为构建出来的“历史”，似乎比真实的历史更加“令人信服”，而这显然是完全脱离现实的。

叶德辉

文史君说

今人研究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还原”历史的目的，但显然，完全地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甚至通过解读一些可能有意存误的史料，可以得出与历史完全不同的结论。王先谦与叶德辉二人的“守旧形象”，很显然便是时人与后世之史学家受康有为有意误导之后所得出的结果。就这一点来看，与其说历史学的目的是“求真”，不如说是“去魅”，将遮蔽在史料背后的线索与故事抽丝剥茧，可能是最能够接近历史真相的做法。

参考文献

周秋光：《熊希龄与湖南维新运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罗志田：《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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