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发明”与“暗合”:梁启超、康有为与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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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发明”与“暗合”:梁启超、康有为与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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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有为与源自西方的进化论,目前已经有了数量相当多的研究,分析与创见极为繁盛,结论也不尽相同。然而,所有这些先行研究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对康有为对严复的回拒和“大同三世说”的基本思想资源,语焉不详,没有细说与细分;康晚年对进化论的否定态度,也没有涉及。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之前接触过严复所译、所写的《天演论》及其他著述,在戊戌政变之后又接触到日本传播的进化论思想。这种源自西方的进化论,在什么时候、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康的思想,尤其是“大同三世说”?康一生中的各个阶段对进化论持何种态度?据此再来探讨康是否真正理解和认同这种源自西方的进化论。

*文章选自《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茅海建 著 三联书店2021-4)。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光绪、康有为、梁启超合成图

康有为与进化论 (节选)

四、“发明”与“暗合”:

梁启超与康有为的说法

尽管我们有理由说,“大同三世说”不同于西方进化论,康有为也不是进化论者,但学界已有众多学者称康是进化论者,并在这一明确的命题下大做文章。我以为,这很可能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

最早称康有为是进化论者的,是梁启超。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00期上发表《南海康先生传》,其第七章为《康南海之哲学》,该章第三目称:

三、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先生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以为中国始开于夏禹,其所传尧、舜文明事业,皆孔子所托以明义,悬一至善之鹄,以为太平世之倒影现象而已。又以为世界既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之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其说主于循环;《春秋》言据乱、升平、太平,其说主于进化。二义正相反对。而先生则一主后说焉。又言中国数千年政治虽不进化,而社会甚进化。政治不进化者,专政政体为之梗也;社会进化者,政府之干涉少而人民自由发达也。先生于是推进化之运,以为必有极乐世界在于他日,而思想所极,遂衍为大同学说。

这一年,恰是康有为从槟榔屿转居大吉岭,遍注群经,撰写“大同三世说”的理论著作之时,梁启超却开始通过自学日本语来系统地学习西学,写下了《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从后面的结局来看,梁启超撰《南海康先生传》,是对其师的告别,稍稍有点“谢本师”的意味。此后他在思想上与其师分道扬镳。在这篇仅用48小时、成文近两万言、以“Paintme as I am”(“勿失吾真相”)为目标的传记中,梁启超用刚学到手的西学知识,将其师描写成无师自通的“西学”大家。除了“进化派哲学”外,梁还称康的哲学为“博爱派哲学”“主乐派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尤其对“社会主义派”说明甚多,也是康“大同”思想的初次展现。梁对此称言:

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

……以上各条,略举大概。至其条理之分目,及其每条所根据之理论,非数十万言不能尽也。先生现未有成书,而吾自十年前,受其口说,近者又专驰心于国家主义,久不复记忆,故遗忘十而八九。此固不足以尽先生之理想。虽然,所述者,则皆先生之言,而毫不敢以近日所涉猎西籍,附会缘饰之,以失其真也。此等理想,在今日之欧美,或不足为奇,而吾独怪乎先生未读一西书,而冥心孤往,独辟新境,其规模如此其宏远,其理论如此其精密也,不得不叉手赞叹曰:伟人哉,伟人哉!

梁虽称“毫不敢以近日所涉猎西籍,附会缘饰”,但其所用的语词,则出自西学与西义。从“未读一西书,而冥心孤往,独辟新境”的描述中,又可以肯定,康的“进化派哲学”亦未受西方进化论之影响。我以为,梁在该篇传记中给康所加的各种头衔,包括“进化派哲学”在内,都可不必真在意,这只说明了康的思想是由多种思想体系混合的,梁又用各种名目来比附之。康的本色不是单一的,而是多色杂糅的。梁启超又在该传的“教育家之康南海”中称:

先生教育之大段,固可以施诸中国,但其最缺点者有一事,则国家主义是也。先生教育之所重,曰个人的精神,曰世界的理想。斯二者非不要,然以施诸今日之中国,未能操练国民以战胜于竞争界也。美犹为憾,吾不敢为讳。

这是梁启超对康提出的唯一的批评。梁此时颇受国家主义之影响,所言“进化”“竞争”,都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梁已经发现,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强调个人的自由、世界的大同,缺少国家之一环,“未能操练国民以战胜于竞争界”。据此来看梁对康“进化派哲学”的评价,已经是打了折扣。

光绪二十八年起,梁启超开始在《新民丛报》第3号上连载其重要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至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他在《新民丛报》第58号上刊出该著的最后一篇,谈“最近世”之学术时,称言:

……南海则对于此种观念,施根本的疗治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暗曶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

梁启超再次将“三世说”认定为“进化之理”,再次肯定是在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由康独立“发明”的,没有受到严复《天演论》影响的本国产品。

我们现在还找不到相关的材料,可证明康有为本人读过《南海康先生传》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无从了解康对此的态度。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康有为离开印度大吉岭之后,开始其全球的旅行。次年(1904)秋,康在英国伦敦参观了“生物史院”,即自然历史博物馆。康在《英国游记》中非常详细地叙述了馆中的收藏、展示和他本人参观过程。在该文中,康对达尔文、赫胥黎和进化论发表了一番感叹:

此院生物诡状异形,不可胜录,姑举其至异者,以资考识新理耳。入门即见达尔文、赫胥黎石像,为之欣悦,如见故人。赫君发天演之微言,达生创物化之新理。哲学既昌,耶教上帝造人之说遂坠。他日大教之倒以区区生物之理,此破落之所关,亦至巨哉。二生之说,在欧土为新发明,然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皆在天人自然之推排,而人力抗天自为之,已与暗合,与门人多发之。故于二生但觉合同而化,惟我后起,既非剿袭,亦不相师。惟二生之即物穷理发挥既透,亦无劳鄙人之多言也。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只有契合昭融而已。然子思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栽者培之,倾者复之。”赫生天演之义也。庄子曰:“程生马,马生人”;“万物皆出于机,入于机”。达生物生人之说也。吾华先哲其先发于三千年矣。何异焉!

康有为在此明确提出:“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已与暗合,与门人多发之”。此中的“门人”,包括梁启超,此中的“暗合”,与梁的说法相一致,即他没有受到达尔文、赫胥黎的影响,独立发明了“大同三世说”。康进一步地指出,子思的“天之生物”,即是赫胥黎的“天演”之说;庄子的“程生马”,即是达尔文的“物生人”(人类起源)之说;并称中国的哲人在这些领域领先了西方三千年。

子思的“天之生物”见之于《礼记·中庸》,前节已经叙述,康在《〈中庸〉注》中称之为“物竞天择”。庄子的“程生马”,见《庄子·至乐》,其文曰:

种有几,得水则为㡭,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这是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物种变化的言说,大体的意思是:物种有其微小之生物为“几”,然后变成了各类植物,然后变成了各种动物,然后出现了“青宁”(虫),“青宁生程(豹),程生马,马生人”;人和万物由“几”发生,最后又回归于“几”(机)。这是一段极富哲理、极有智慧的描述,然却又是无法说明白、无法去证实的。且不论由“几”到“几”(机)的整个往返过程,即便是“马生人”之一变,全部的自然历史皆可证实其非。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揭示的物种与人类起源,与《圣经·创世记》中“上帝创造”说形成了巨大的对立,这在当时是最大的关注点和争论点,亦非“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的东方智慧即可消解。康有为在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面对达尔文、赫胥黎石像所发出的感叹,说明了他还是用中国的传统经典来理解达尔文、赫胥黎的学说——这与他在槟榔屿、大吉岭撰写其“大同三世说”著作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正说明了康对达尔文、赫胥黎以及进化论学说的隔膜。

从子思的“天之生物”、庄子的“马生人”进行思考,中国传统经典中与达尔文、赫胥黎及进化论学说相似或相近的言论还有不少。即便从社会进化论而言,“兼弱攻昧”“弱肉强食”本是中国传统政治之中习惯性的思维逻辑。从词汇的产生而言,“兼弱攻昧”“弱肉强食”皆在一两千年之前;作为政治或军事的行为方式,更是贯穿于全部中国历史之中,也同样地贯穿在人类历史之中。康有为将之与源自西方进化论混同,梁启超又有意将“大同三世说”与进化论混同,造成了观念的外延极不分明。我以为,今天的研究者似应加以区别。

从当时和后来的历史来看,进化论(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警世格言,引起了处在亡国边缘的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许多人并不深究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的学理,而是直接从字面上接过手来,倡导爱国救亡的行动。于是,中国有了许多种面目各异、学理不清的“进化论”。当思想的概念变得模糊之后,边界就没有了,后人的论说也变得随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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