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从未与倭寇交战 为何后世认定他是抗倭名将？

戚继光

倭患是明朝的一大问题，很多事件都是围绕着抗倭展开的。但是，这个倭寇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倭寇等同于日本人吗？对倭寇的构成，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倭寇主要是日本战败武士，中国海盗掺杂其间；第二种，以中国人化装的倭寇为主，当然也有真倭寇和中国大商人雇佣的日本武士。戚继光抗倭打的就是日本人这没跑了，但是今天文史君就带大家看看戚继光的前辈——抗倭名将朱纨抗的倭，成分是什么。

倭寇

一、倭寇为明朝跟本性问题

倭患问题自明朝立国就已经存在，明成祖时取得了望海埚大捷，加上日本内部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由此基本肃清了明朝前期的倭寇。可好景不长，室町幕府本身就是豪强大名的联合政权，室町的中央集权很快就被各地大名的分裂所取代，从1467年开始，日本进入了应仁之乱，全国大战乱持续10年，期间战败的武士就开始向西进发掠夺中、朝，中、朝频繁的倭患就此开始。这也是明朝倭患泛滥的原因之一。

倭寇

1523年发生了宁波争贡事件，当时两个日本大名分别派遣了朝贡使来华，朝贡能为日本换回巨大的利益，《太平记》说，朝贡一次日本能够得利百倍。但后到的朝贡使瑞佐通过贿赂宁波市舶司太监取得了高于先到宁波的朝贡使宗设的地位，此举惹得宗设大怒，宗设袭杀瑞佐，他率领的百人武士从宁波一路烧杀到绍兴，屡败官军，如入无人之境。日本人发现中国人也太好欺负了，这是后来倭患严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倭患屡发，所以明人遇到海盗和抢劫，第一想法就是，他们是日本人。

倭寇

二、弛禁派和严禁派之争

围绕宁波争贡后与日俱增的倭患问题，明朝内部开始分裂。一部分人以朱纨、俞大猷为代表，他们主张严格执行立国之初的海禁政策，彻底断绝海外暴徒的机会，他们被称为“严禁派”；一部分朝臣则认为，海通则盗转为商，海禁则商转为盗，所以要开放海禁，他们被称为“弛禁派”。其实这也代表了他们的两种态度，即严禁派认为海患主要在外，禁海断绝海盗机会，他们见无利可图也就散了；弛禁派认为海患主要在内，是沿海百姓出于生计由良为盗。

俞大猷

在嘉靖元年、二年（1522年、1523年），在广东海域，中、葡两次爆发大战，明军大胜，自此十几年，葡萄牙不敢在广东出没。但十几年后，葡萄牙将爪子伸向东南沿海，开始频繁掠夺东南。俞大猷《正气堂集》中就有所记载：“佛郎机夷人……内入境劫掠，去来无常，本年九月内又复入境劫掠。”可见即便是身处海防一线的官员，对海盗的认识也仅仅是境外海盗主动入侵而已。

佛郎机（葡萄牙）人

三、贼人洗劫浙江之因缘

当时浙江地区置办藩货颇类似于清朝的广州十三行，因为嘉靖二年发生了宁波争贡事件，朝廷一怒之下就撤了市舶司，断绝了对日交往，所以不仅日本，其他藩国来浙交易也无头绪，只能由浙江当地几家大财主秘密进行藩货交易。

《明史纪事本末》就说，自从朝廷停止互市之后，藩货运到，就由几个商家包揽，但货物是赊欠的，也就是说中国买家没给他们钱，当藩人找他们要钱的时候，这些不良商家“则避去”，而且这些商家多有官府背景，加上本身就是走私贸易，藩人只能干吃亏，“挟国主货而来,不得值”，而且藩人不能登岸，只能在海边岛屿待着，日久天长，缺乏食物，最后藩人只能抢掠。而中国沿海那些失业渔民就给他们当向导。

浙江的大海盗

《世宗实录》中也赞同这些倭患是中国奸商赖账引发的争端，而且更具体、直接地说出了是余姚谢家赖账，谢家通过海盗头子王直、徐海联系藩人，“谢氏颇抑勒其值……谢氏度负多，不能偿”，谢家垄断货物、压低价格，还不给钱，动不动就说“吾将首汝于官”，商人跟海盗头子耍流氓，海盗能忍吗？结果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四月，海盗就连同藩人把谢灭家了门。

谢家灭门案之后，藩人又“放火杀数十人”，这些可都是豪门大户，和官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事促成了朝廷的强硬反制，当年严禁派代表朱纨被任命为浙江巡抚，主导浙江海防。

朱纨

四、双屿之战

朱纨到任，可谓教科书式地执行了严禁派的思想，“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当然朱纨虽然在海防认识上存在误差，但本人还是个很有本事的人。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得到了海盗们在双屿集结的消息，马上分兵驻守各地，准备进攻。《明史》对双屿之战的过程记载得较简单，只说到了4月，先期驻守海门的卢镗在九洋山遇到了大海盗徐栋，双方打了一仗，徐栋被抓，卢镗随即攻克了双屿，并修筑了要塞。

而明代专写海防军事的《筹海图编》则对这一战事进行了补充，包括军队部署、参战部队人数、战争怎么打的、斩获多少贼寇等，书中说明军歼敌数百，其中主要是中国人。

明军

在《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有一段葡萄牙人的史料说，双屿当时已经颇具规模，毕竟藩人没地方住，又不能天天待在船上，只能自己找岛屿搞建设，当时的双屿已经成了一个容纳3000多人的据点。之后所谓明军修城堡，只是在原葡萄牙人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修葺，城堡的3000多人中，有1200多人都是葡萄牙人！其余的人是由各国（包括中日）基督教徒组成的，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做生意。双屿一战，和明军对抗的其实主要是葡萄牙人。

那为何中葡史料中出现如此差距？这就是双方立场不同的缘故了。《筹海图编》是胡宗宪挂名召集幕僚所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惩戒沿海刁民，警告沿海百姓要安分守己，所以其战功就要突出走私者的下场；而葡萄牙史料主要是给西方看的，为了突出中国的野蛮，所以要夸大自己的损失。但不论立场如何，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双屿之战颇具规模，而且明朝的敌人由多国人员构成。

五、走马溪之战

如果说在双屿之战上，中外史料出现差异，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的走马溪之战，中外可就一致了。双屿之战，中方记载中，对战争对象用的无非就是贼、寇等字眼，而到了走马溪之战，中国就开始用“番客”、“贼夷”来称呼敌人，如果查查史书就会发现，明朝绝不会用这种两个字的词来指代日本人，这就表明走马溪之战中，明朝的确和非日本势力有了接触。

对走马溪之战，朱纨有详细的战斗报告：本月二十日，大军开船，次日就和贼夷交战，当日一战“生擒（包括）佛郎机国王三名”在内共120人，另擒番贼妇哈的哩等29口，斩贼33人。明军大胜。走马溪之战，实际就是明葡战争，此时日本海盗还处于跟从地位。

佛郎机人

文史君说

自明朝立国以来，说到外国反动势力，那一定就是倭寇，所以虽然朱纨两次大捷打的全是葡萄牙人，但在明人的认知中，只要涉及海盗、沿海抢掠，那一定就是倭寇，所以佛郎机人成了倭寇的一部分，抗葡英雄也就成了抗倭英雄。而葡萄牙在东南沿海的两次失败，迫使葡萄牙只得重返广东再寻出路，这样浙江倭患才真正被日本人包揽。朱纨的两次大捷给了明朝中央严禁派巨大的鼓励，严禁派此后更加有底气地推销自己的海禁主张，所以明朝的东南海禁也就更加严厉了。

倭寇

参考文献

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

张天泽：《中葡通商研究》，华文出版社，2000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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