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五四运动的著名领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首次将学生运动与工人群众斗争相结合起来,推动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最具影响力的精神领袖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的望志路106号,一班人来到这里有着一个共同目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的回忆,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正忙于主持北京大学教师追讨欠薪的工作,其他党员大多因为事务缠身,抽不出时间来。而张国焘正好在上海,于是就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而中共的另一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那时正在广东当教育厅长也没有出席。南陈北李就这样错过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不过,李大钊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贡献和他的历史地位,这并没有因此而降低。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并没有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作为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在中国,他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李大钊是最有影响力的精神领袖。
1919年,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中国,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浪潮,也摧毁了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崇拜。李大钊便是其中之一。当会议否决了中国代表提出终止二十一条的要求,并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时,李大钊参与编辑的北京《晨报》,第一时间披露了这个消息。接着,李大钊又在《每周评论》、《新青年》等杂志,开辟专栏报道山东问题和北京公民大行动,一场改写历史的运动蓄势待发。
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一篇《五一节MayDay杂感》的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直接行动,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马上就要到来,这就是五四运动。
迫于压力,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以学生的胜利落幕。在这次运动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第一次实现了青年学生与工人群众斗争相结合,这也让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早年的李大钊为了寻求救国良策,在友人的帮助下到日本留学。这次求学之路,也成了他踏上新的救国道路的转折点。1915年初,三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神田区基督教青年会所在地召开大会,发起反对袁世凯的运动。李大钊以留日学生总会负责人的身份,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指出“日本趁世界大战之机,欲攫取在华特权,欲灭亡中国”。
随后,他又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揭露日本企图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据为己有的野心。一时间,李大钊成了著名的爱国志士,但是因为从事于政治活动而耽误了很多功课。1916年,日本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理由,把他开除,而就是这位被开除的学生,改变了未来中国的命运。
李大钊在东京留影
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1918年,李大钊初到北大任职的第一份职位并不是教师,而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知识渊博,在文化界的影响力迅速蔓延。1924年3月,北京大学举办25周年校庆时曾做了一项民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民调的结果是,李大钊在入选的九名国内大人物中,名列在第八位。李大钊在北大授业解惑、研究学问,并致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当时,北大还有一位年轻的教授胡适,他的魅力和影响力不亚于李大钊。他与李大钊同事近十年,又是挚友。当时,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胡适与李大钊这两位同事,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但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不久,这两位青年导师的政治理念,却因为对“问题”与“主义”的不同观点,展开了一场广受关注的大论战。
新文化运动大将:从右到左依次为李大钊、胡适、蔡元培、蒋梦麟
李大钊与胡适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于乡村,年龄相差不大,家境都还不错,都是留学回国,都有早年丧父的不幸经历,都是被长辈包办了婚姻,而且他们的妻子都来自农家,都比自己的年龄大。更重要的是,李大钊和胡适都“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在思想和学术上也有不少相同的观念。
可是在滚滚历史洪流中,两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和早期领袖,一个成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和学术界的风云人物。
在与胡适公开论战后的第三年,李大钊结识了一位跟他的立场不尽相同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并一起促成了国共的第一次合作。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经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时常常会说,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在孙中山眼中,李大钊学识渊博、大智大勇,思想深邃、脚踏实地,是个真正值得钦敬和信赖的革命同志。
被杀害的多产作家
但是历史并没有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发展。一年后,1925年3月12号,孙中山病逝。李大钊领导了有几十万群众参加的追悼活动。孙中山出殡那天,李大钊参加抬棺仪式,并写下一副长达214字的挽联,表达哀悼。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后,1927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随着这两位伟人的离世,中国革命偏离了原有的轨道。李大钊去世几个月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以失败告终。
李大钊英年早逝,但他一生勤勉,共写出上百万字的文稿。据统计,仅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就发表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140篇,平均每六天就发表一篇,这对于当时许多不清楚该选择走哪条路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思想上的指路明灯。李大钊笔耕不辍,但却未给家人留下一封书信。
李大钊在一篇题为《牺牲》的文章中这样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音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李大钊用自己生命和鲜血,兑现了这个誓言。他的生命虽然短暂,没有机会看到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诞生,但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不慕名利,淡泊寡欲,廉洁克己,肝胆照人,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近代先进的思想统一于一身。“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李大钊撰写的这副对联,正是他一生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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