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玺
如今我们看的许多古装剧当中,皇帝下发圣旨时往往要加盖玉玺,尤其是清代的乾隆皇帝,更是有着“盖章狂魔”的称号。但玉玺不等于传国玉玺,前者无论从规制还是地位、作用来说,都远不如后者。1644年清军入关后,为彰显清朝是以德建国之独一无二的王朝,皇帝对传国玉玺的作用并不看重,但这个情况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随着一轮又一轮困境来袭,清政府还是开始了重建玉玺之路。
一、阴差阳错获得的“传国玉玺”
1635年,后金军出兵蒙古后缴获一枚玉玺,在皇太极看来这可不是一枚简单的玉玺,而是被视作中国历代王朝传承下来的传国玉玺,元顺帝逃亡时被携带至蒙古。历代王朝将“正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传国玉玺就是彰显“得国之正”的最核心的标志。这枚玉玺在后金朝堂引发了巨大的反应,并直接促成皇太极改元,并更易国号为“清”。
影视剧中的皇太极
这枚玉玺到底是何人何时所造,是否是真正的传国玉玺,这一点一直是有争议的。因为自秦朝出现的玉玺,上面的刻字一向都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且传国玉玺在后代的历次战争中多有损毁与遗失,况且那时的玉玺并没有“传国玉玺”的称呼。
《楚汉传奇》秦王子婴向刘邦献上玉玺
其实,历代王朝的传国玉玺并不是只有一枚,即使是刚出现玉玺不久的汉代,就有“皇帝六玺”的说法,六枚玉玺的地位是相同的,直至北周以后,在六玺之外又增加两玺,即被后人所熟知的“传国玺”和“神玺”。从宋代至元代,“八玺”制一直被延续下来,且在象征最高权力的八玺之外又出现了许多小玉玺。
就皇太极缴获的这枚“制诰之宝”玉玺来说,尽管他认为这是由元顺帝逃跑时带走的“传国玉玺”,但刻有“制诰之宝”的玉玺,有文字可以考证的到明代才出现,且在众多玉玺中地位并不高,这很可能是明代用来敕封“诰命”的盖章玉玺,后不知怎么流散到北元,或是北元认为这枚玉玺很重要,是汉人王朝的传国玉玺,故按其形制仿造此物。但蒙古人乃至皇太极都不了解汉人王朝的玉玺制度,都误以为这就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国玉玺,因此将其看得很尊贵。
二、建国在德不在玺
尽管在清朝刚刚入关时,“制诰之宝”一直被视作宝贝,但自顺治后期开始,随着明朝的彻底灭亡,以及汉人大臣数量的增加,顺治也终于搞明白了,这枚玉玺并不是真正的“传国玉玺”,从而将其收藏而不再使用。
邓超饰演的顺治
此后在康雍乾三位皇帝的治理下,大清国力日渐强盛。尽管雍正时期依旧对外宣称皇太极当年缴获的玉玺是真正的传国玉玺,大清是天命所归的正统,但自乾隆朝开始,乾隆皇帝一改其父与祖父的低调处理办法,开始就玉玺一事有全新的阐释。
盖章狂魔乾隆
1746年,乾隆皇帝对《会典》中关于玉玺的记述严重不满,并对之前将“制诰之宝”视作传国玉玺一事予以痛批,在乾隆看来,这枚玉玺就算是“真秦玺亦何足贵”。此时的大清在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治理下,国力蒸蒸日上,这给了乾隆很大的底气,他直接称“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宝虽重,一器耳”,也就是说这枚被清朝开国皇帝看作象征天命的“传国玉玺”,只不过是一件器物。随后乾隆直接将“制诰之宝”降格为元代一朝的遗留玉玺,将原先的“传国玉玺”形象彻底打破。
刻有制诰之宝的玉玺
1748年,也就是乾隆令手下重新整理宫中玉玺之后,乾隆却偷偷下令损毁“制诰之宝”,原因也很简单,乾隆固然口口声声称大清建国是“在德不在玺”,但面对这枚曾将皇太极等先祖蒙骗过去的假“传国玉玺”,还是将其销毁为好,以免为后人留下笑柄。
三、再造玉玺
历史往往充满着戏剧性与滑稽色彩,就在乾隆销毁“制诰之宝”十几年后,又将该玉玺重造了一枚。这背后隐藏着大清所面临的的一些忧患。至1780年代,也就是乾隆选择再造“制诰之宝”的时候,大清朝已经不再像乾隆刚登基时那般昌盛太平。
乾隆年间光景
乾隆是好大喜功之人,他自封“十全老人”,对自己在位时期的诸多战功十分自得,而这固然反映出其强大的执政能力,但也从反面折射出当时的大清的确是不太平了。“制诰之宝”不是真正的传承千年的传国玉玺,但这一点除了朝廷知道以外,民间和蒙古、西藏等边陲地区并不知道,尤其是此玺缴获自蒙古,对玉玺真实性始终完全不知的蒙古人,一直十分看重此玉玺的地位与作用。与其将玉玺销毁,还不如重制玉玺,将其用作对蒙古等边陲地区的宣传用具。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已经意识到缺乏玉玺对于宣扬王朝正统的确是很不方便,因为即使大清朝的历代皇帝励精图治,还是会招致大量的指责与不满,说什么满清是蛮夷了,清取代明是来路不正了,等等,乾隆皇帝考虑再三,最终还是选择重制玉玺。
清朝时期的蒙古王公
文史君说
宣扬自身的正统性是历代王朝最看重的一点,而宣扬正统的标志之一就是拥有象征天命的“传国玉玺”。清取代明是历史的发展和选择,本无所谓正统非正统之分,但由于清朝乃异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因此民间始终存在着对其正统性的质疑,乾隆的毁玺与造玺,无一不是从正统出发而做出的选择。
参考文献
春花:《论“元传国玺”的流传始末》,《满语研究》2018年第1期。
蔡名哲:《传国玉玺与清朝正统论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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