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历明和之变：明治维新前百年，倒幕思想的滥觞，幼稚但影响巨大

武士

大家知道，德川幕府压迫朝廷公家，德川家缩减公家封地，利用种种借口打压公家的权力，最终公家权力完全被限制在文化上，就连改个年号都得听将军的，公家地位惨到不能再惨。武家压迫不断，公家也受不了了，就开始利用文化优势酝酿反幕思想，到德川中期的时候，公家终于出现了公开宣传反幕尊皇思想的人。他们是谁呢？

京都御所

一、德川体制注定引发叛乱

德川家康一统天下后，确立了四民秩序，士农工商，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这被认为是开创德川200多年太平盛世的好秩序。但日本的士，和中国古代的士不是一回事，它指的是武士。家康曾作过一个规定：“士乃四民之长，（农工商对士）无礼即心中无士也，士不妨击（杀）之。”就是说，农、工、商要是对士不敬，士就可以杀了他。这就给了武士绝对的特权。

德川幕府的将军府

乍看起来，武士站在了民众的顶点，是特权阶层，应该知足才对。但其实不然，武士阶层内部还要分等级，大小约30层，上层武士对下层武士还拥有绝对特权。比如《龙马传》里，都到幕末时候了，青年龙马和同样是藩士的死对头在街上相遇，死对头让龙马站在泥塘里下跪，龙马就得下跪，就是因为死对头是上士，龙马只是个下士，武士对上级要绝对服从。

巨大的身份差距

这种固定不变的僵硬体制，如果放在人心思定、以求太平的时候，的确受到一致好评，《安庆告示书》就说，只要交清年贡，百姓的一切合法权益都能受到保障，不会有战国时期那种混乱的威胁。

但是这种体制如果放在大动荡的年代呢？至幕府中期，武士阶层退化成不思进取的寄生阶层。交代参觐制度下，幕府每年都让藩主来江户，消耗了各藩大量财富。此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严重腐蚀了德川四民体制，商人势力崛起，各藩基本靠大商人的借贷度日；同时商品经济向农村侵袭，腐蚀了小农经济；而藩主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只能加大年贡，压迫农民，农民的赋税已经无以复加。

武士

二、外来的火星儿

商人有的是钱，实际上控制着藩的经济命脉，但他们的地位却在四民的最底端；农民虽是第二阶层，但实际上最是惨的。四民体制的不合理持续酝酿，只差一粒火星儿，就能腾起冲天大火。

其实，农民悲惨的地位早已驱使他们采取自我保护。宝历（1751-1763年）、明和（1764-1771年）以来，农民暴乱不断增加，尤其是天明七年（1787年）的“天明捣毁”，参与暴动者遍及全国，其激烈程度，堪称“江户开发以来未曾有过”。在内忧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外患终于来了。

幕府将军

俄国自古侵略成性，当时的俄国在商业资本的支持下，不断向西伯利亚方向开拓。安庆年间（1648-1651年），俄国的势力到达了中国的黑龙江地区；元禄年间（1688-1703年），占领了勘察加半岛，继续南下之后，势力入侵了中国的库页岛、无主地千岛群岛和北海道。此后，日本沿海警报就一个接一个。

外国人来日

元文年间（1736-1740年），俄国将军斯帕贝格测量了北海道沿岸，并将战舰停在虾夷港。

明和八年（1771年），俄国遇难船只漂流到阿波。

天明六年（1786年），俄国皮毛商人再次来到北海道，登上了国后岛，要求通商。同一年，幕府命令北方戒严。

宽政四年（1792年），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特使拉克斯曼，到了北海道的松前藩，要求通商建交。

此时的日本真可谓内忧加外患，幕府如何在内部汹汹的起义和外部资本力量的冲击中维持统治呢？

北海道雪景

三、内忧外患下的变乱

对内，幕府的政策就是复古，固守四民体制，重申四民秩序，尽量扼杀商业资本，巩固小农经济。面对俄国，和固守四民体制一样，幕府也僵化地应对外来压力。幕府明确拒绝了俄国的通商要求，并加大了北方警戒力度和军事力量，派出幕府官吏考察北海道制作地图，这样，北海道才算是纳入日本的版图。

幕府加强军备

在内忧外患中，幕府放松了对京都朝廷的监视，惨兮兮的公家这时候意识得以觉醒。京都部分公卿此时接受了日本国学，认为日本是神国，国体神圣，天皇是日本唯一的统治者，将军夺权实为谋逆，四民秩序存在严重弊端，所以要尊皇、斥霸、反幕。

这些公卿就是竹内式部、藤井右门、山县大贰等人，他们不知深浅，以为学了几篇国学，就能成为忠臣、良臣、贤臣，在一股热血的推动下，他们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尊皇斥霸学说和四民之不公，公然和幕府唱反调。

他们闹得很厉害，在京都大街小巷四处宣传，还开馆收徒，鼓噪反幕。他们成功忽悠了一批下级武士、商人和农民参与他们的组织。别看他们现在闹得欢，终于被幕府拉了清单，这就是宝历明和之变。

商量反幕的人

四、宝历明和之变的性质

宝历明和之变的过程其实极其简单。这些人气势汹汹鼓噪幕府体制弊端，反对幕府统治，不推翻幕府誓不罢休，势力日复一日。这让幕府是可忍孰不可忍，终于在宝历、明和年间，竹内式部、藤井右门、山县大贰等人被捕。被抓捕时，他们毫无反抗之力，只能束手就擒，最后全部被杀。

事变虽然很简单，但性质很重要，竹内等人的行为被认为是最早的一次反德川封建体制的斗争，是幕末尊皇论的滥觞。

京都朝廷和江户幕府的对抗

事后，幕府仔细清查了他们的思想，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们思想的激烈程度，让所有人大惊失色，不知所措。幕府就把这件事定性为开辟以来最恶性的造反，宝历明和之变的犯人成了幕府的禁忌。

竹内等人宣传的学说有强烈的反幕性。如果竹内只是说说“朝廷之衰微，武家之繁昌”这种同情朝廷的话，尚不至死；但他的同党山县大贰在《正名》中直白地说出了德川四民体制的弊端，并直言“政移关东……吾无取也”，明确反对德川体制，大肆宣传尊皇、斥霸、倒幕。触动幕府统治的支柱——四民体制，这就成了他们必死的原因。

幕府

文史君说

德川四民体制孕育了反叛思想，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直接刺激了反叛思想的生长。在不成熟的时机下，竹内、山县等人，片面地宣传反幕尊皇思想，结果迎来了幕府强大的回击。他们把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公家天皇又抬了出来，对幕府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此时外患还不算严重，如果幕府做出调整，其实还是有机会维持统治的，但是幕府对竹内等人的不同声音讳莫如深，无视他们撕开的社会裂痕。结果，在宝历明和之变的尊王论滥觞的鼓励下，新一轮尊王又开始了，这一次幕末就抵挡不住了。

参考文献

武寅：《尊皇与日本传统文化》，《日本研究》1990年第5期。

于珊珊：《论日本的尊皇传统》，《日语学习与研究》2017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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