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判，不守城，李自成进北京后都犯了什么错误

1644年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他自己改名自晟。改西安为西京。1644年(崇祯十七年)一月，李自成东征北京。三月十七两路会师北京城下，于十九日破城，迫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今景山），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李自成为了庆贺自己的胜利，犒劳将士，对明朝的官员大肆追赃，掠取财物，并与牛金星等人筹备登基大典，建立新王朝的统治秩序。后来，四月二十二日清军与吴三桂军在山海关打败了前来迎战的李自成，李自成仓皇而逃，于四月三十日退出北京。李自成在退出北京之前，为了表示他代明而有天下的正统地位，于四月二十九日在武英殿草草即皇帝位，追封七代考妣为帝后，并放了一把火焚明宫室而去。

从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到四月三十日退出，前后共四十一日，李自成进北京后都犯了什么错误？

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 招降吴三桂未成， 应该考虑与清谈判， 因为清方一直以明朝为主要敌人， 并不把李自成当成敌人， 反而视为友人。崇祯十六年 (1643) ， 清兵第四次进入中原时， 皇太极曾告谕他的将领说:“如遇流寇， 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 激而成变， 我国来征， 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 申戒士卒， 勿误杀彼一二人， 致与交恶， 如彼欲遣使见朕， 即携其使来。” 因为此时农民军已是中原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不可轻视。李自成进入西安后， 崇祯十七年 (1644) 正月， 清方还派人持国书到陕西去找农民军， 很客气地说:“朕与公等山河远隔， 但闻战胜攻取之名， 不能悉知称号， 故书中不及， 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 欲与诸公协谋同力， 并取中原， 倘混一区宇， 富贵共之矣， 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 倾怀以告， 是诚至愿也。”(《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明确提出要与农民军共同协作， 灭亡明朝， 所谓“富贵共之”就是中分天下， 或者农民军若据有中土， 应与清方和好， 因为多尔衮在接到吴三桂的请兵信时曾说:“向欲与明修好， 屡行致书， 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 军民死亡， 曾无一言相答。是以我国三次进兵攻略， 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 欲明国之君， 熟筹而通好也。”这说明清方一向是主张与中原朝廷讲和的。所以李自成进北京后， 应该与之议和， 以避免清军南下与其发生争夺战， 并可拖延一些时间， 使自己有足够应战的准备。李自成进北京后， 只顾追赃和筹备登极大典， 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到山海关后， 被吴三桂和清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大败而归。

山海关之战， 李自成根本没有考虑到吴三桂会请来清兵， 所以被打得大败， 仓皇逃回北京。北京是明朝的首都， 农民起义苦战若干年就是为了最后能夺取首都， 推翻明朝， 自己取而代之， 建立新朝。首都是国家社稷的象征， 天下人望和政治的中心， 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军事方面考虑， 都应该固守。以李自成当时的军力， 守住北京是没有问题的。过去清军三次深入内地， 两次兵临城下， 明军均坚守北京， 清军只好掳掠一番， 出边北归。因为清军长于野战， 而劣于攻城， 此次李自成若坚守北京， 清军也将一如既往， 或者可能被李军打得大败， 退出关外， 从而使大顺稳住北京的局势。因为清军的此次行动， 本身就具有试探的性质， 胜利了可能得寸进尺， 失败了就会迅速退回， 以保存实力。当时李自成大顺王朝将成为中原的主宰已是不争的事实， 投降的明官和北京人民都期望新主实施新的治国方略以安定人心。但李自成不出此策， 却急速将在北京所获财物捆载而西， 慌忙出逃， 回西安去， 将北京扔给了清军。严格而言， 是李自成从明军手中夺取了北京， 然后扔给了清军， 清朝之所以能入主中原， 并非吴三桂之过， 而是李自成主动逃离北京所造成的。李自成奋斗了十几年的成果， 由于此次的失误， 便废于一旦。

此次清兵原是计划征明的， 因为中途得到了吴三桂之请， 便不费一兵一卒得到了山海关， 为进入中原打开了通途。

山海关之战以后， 李自成又仓皇逃出北京， 清兵不费一兵一卒而进据北京。这两者都是清方出乎意外的胜利。清方这种意外的胜利， 都是李自成的错误决策给清方提供的。清兵之所以能取得这种胜利， 则是由于清帅多尔衮能随机应变地抓住这一机遇， 勇敢地采取了进取的政策。若从当时形势而言， 当李自成招降吴三桂未成， 吴三桂叛归山海关， 李岩、牛金星、宋献策都建议李自成不要去山海关， 应该坐镇北京， 对吴三桂仍继续用政治利诱、许以父子封侯的办法， 进行招降， 不宜用武力去征讨， 或者只派偏师往征可也， 不必李自成亲自去。宋献策就直言不讳地说:“皇爷去，皇爷不利；三桂来， 三桂不利。”李自成若能听取李岩等人的这些正确意见， 坐镇北京， 根据形势需要， 调整农民军的过激政策， 后果绝不至此。这说明当时的历史机遇， 有多种选择， 由于选择的失误， 才导致了不利的后果。

历史证明：在明朝、李自成与清三方斗争的历史机遇中，并没有“非如此不可”的铁律可循，关键在于三方各自如何把握机遇，选择正确的方略，惟其如此，才能稳操胜券，成为未来中原朝廷的“主人”。不能像崇祯皇帝那样刚愎自用，自作聪明，既不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又好面子，自己想做的事情，又不想承担应负的责任，还利用自己的权力，出尔反尔，丧失了多次有利时机。也不能像李自成那样，被进北京的初步胜利冲昏了头脑，昧于对形势的认识坐失良机，只想早日即位做皇帝，以为有了皇帝这顶桂冠，天下自然就会归服了。而在山海关一战之后，又惊慌失措，逃出北京，把到手的胜利成果抛弃了，以为回到西安就万事大吉，实则大谬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