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如何书写一座世界城市的昨天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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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如何书写一座世界城市的昨天与今天?

2020年07月30日 09:55:52
来源:明清史研究

作者=陈亚南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端,富丽堂皇的海达尔帕夏(Haydarpaşa)车站被海浪、渡轮、游人和海鸥包围着。这座落成于1872年的铁路总站,曾经是奥斯曼帝国通往中东的铁路起点,从这儿出发的列车沿着马尔马拉海转上东南方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一路南下到地中海边的阿达纳,在今天战火纷飞的叙利亚阿勒颇分为两支,一支继续南行由大马士革连接两圣地,另一支东进,转入两河流域,往巴格达去。

奥斯曼帝国早已土崩瓦解,海达尔帕夏车站依旧为新的土耳其共和国服务,只不过原先横跨帝国腹地的列车变成了国际特快。另一重变化则是成百万安纳托利亚移民工源源不断西来。亚洲海岸边的海达尔帕夏车站是他们进入伊斯坦布尔大都会的终站。他们拖家带口,在城市周边搭建棚屋,力求温饱和富裕,也让原本被视为乡野的安纳托利亚文化在欧亚之交生根。车站旁的的于斯屈达尔区(Üsküdar )和卡德科伊区(Kadıköy)成为酒吧、咖啡馆、夜店和嬉皮士流连之所。20世纪安纳托利亚摇滚的两位巨擘巴利施·曼焦(Baris Manco)和艾尔肯·柯拉伊(Erkin Koray)的青年时光就在亚洲一侧的这两个街区度过。

海达尔帕夏车站近年来曾暂停使用许久。2010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屋顶之后几年,车站的宫殿式外立面被施工围挡遮起来。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市政府推动了一项更新工程,想将车站和周围的街区升级改造为更加高端的艺术和文化区。民间保育工作者质疑这将彻底埋葬车站的历史风貌和公共价值,双方围绕车站展开了多年拉锯。

海达尔帕夏车站

2019年,伊斯坦布尔市政府轮替,出身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的新市长伊玛莫鲁(Ekrem İmamoğlu)试图停止海达尔帕夏车站的昂贵更新项目,但中央政府不为所动,牢牢把这些前任市政府的工程项目收在自己的掌握之下。如今,这一古老车站仅仅被当作海滨旅游景区的一处点缀,规划中只运营少数的市郊铁路和城际列车,连接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高铁项目则完全没有延长至此之意。

海达尔帕夏车站是土耳其社会今天如何争夺历史和消费历史的一个缩影。在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外交中,“新奥斯曼主义”的取向昭然若揭——埃尔多安努力把土耳其打造为中东局势的平衡者,介入从叙利亚、伊拉克到利比亚的一场又一场冲突。而对新市长和他身后的凯末尔主义世俗派来说,埃尔多安时代的伊斯坦布尔在繁多的都市更新项目中也一步步被引导向“恢复奥斯曼荣光”的道路,这是他们眼中的巨大危险。埃尔多安时代的美学凸显着“新奥斯曼主义”的风格。这一方面表现为在国内兴修巨大豪华的奥斯曼式宗教建筑,也表现为把大量城市街区拆除、重新“恢复”19世纪中叶帝国和欧洲列强仍在争霸时的华丽风格——哪怕最终落成的只是一座又一座的现代购物中心。

这种奇怪的“新奥斯曼主义”混合风格,如今在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空间中占据重要一席。对大多数西方或亚洲游客来说,伊斯坦布尔是一大堆分不出来源的东方美学的混合体——由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和苏丹苏莱曼清真寺的高耸宣礼塔构成的天际线,摩肩接踵的各色肤色的行人,金角湾海滨的喧闹,加上宣礼声、祷告声,当然还有穿着黑袍的旅游者和看上去一副中东面孔在街上游荡的青年人构成。但对近年来日益增多的中东游客来说,这里的吸引力是另一种模样——金角湾边是土耳其电视剧里的浪漫场景发生地与曾经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带,那时候帝国文明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半个欧洲都匍匐在苏丹的脚下,如今土耳其式的奢侈生活吸引着对西方有戒备但又追求现代化的青年们。

苏莱曼教堂

曾经,当西方游客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这里是一座更加“纯粹”的土耳其共和国大都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回忆起童年也即是1950年代初的伊斯坦布尔时,浮现出的更多是一个无聊而乏味的都市。“(伊斯坦布尔)由于西化及土耳其国父的各项禁令而不再充满异国风情——苏丹遭流放,后宫与僧侣道院被关闭,木头房屋和其他旅游景点被拆除,奥斯曼帝国被小小的,好模仿的土耳其共和国所取代……建国者认为,往前走的唯一方式是发展‘土耳其性’的新观念,也就是某种防疫线,隔开全世界。帝国时代多元种族文化的大伊斯坦布尔到此结束,城市停滞,掏空自己,成为单调、单语的黑白城镇。”

美国文化、游客、西方,冷战中走向封闭的心境,帕慕克儿时的伊斯坦布尔相比今天要单调得多。那时候移民还没有大举进入,但官方将土耳其语推行到曾经操持不同方言的城市居民中。旧帝国的遗老遗少们住在幽深的大宅里,目光呆滞,时间仿佛静止。

在古典学家和作家贝塔尼·休斯眼中,现代的单调不能阻挡人们对这座城市千年来绵延不绝丰富历史的痴迷。在《伊斯坦布尔三城记》中,她用这座城市的故事勾连起欧洲上千年的历史线索。休斯的主攻是古典史,她也自然把最多的目光放到了古典时代的伊斯坦布尔,那时候这里最初叫做拜占庭,然后称作君士坦丁堡,在她笔下,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拜占庭城邦、远渡亚洲的希腊人色诺芬、精通权术又极富野心的君士坦丁、合作无间的查士丁尼帝后夫妇都在考古和文献史料与现实场景的交织中栩栩如生。与之相比稍显不足的是,奥斯曼帝国接管这座城市之后的历史,在休斯笔下多少有些隔纱探景,雾里看花。她更多借用那些欧洲旅行者的视角,又或者把伊斯坦布尔放到英国、俄国的地缘博弈中。书写的能力边界,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座城市承载的历史之丰富。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英)贝塔尼·休斯 /著

黄煜文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12月

如果换一个当代土耳其的古典学家来书写这段故事的话,这位先生或女士大概会把希腊罗马故事简单交代,然后更多篇幅描写遥远草原上的部落如何挺进到博斯普鲁斯海畔,又如何将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的权威盖过,在罗马的故城上建立苏丹的权威。不过,无论是写作者从希腊罗马出发,或是从中亚和伊斯兰出发,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历史都必须被书写为帝国历史。成为一长串伟大光荣或伟大卑鄙的人物的名字和事件的排列组合,予人褒贬。

的确,在伊斯坦布尔,人们永远可以在找到作为文明象征和历史见证的城市。博斯普鲁斯尽头的黑海是伊阿宋的“金羊毛”神话,绵延雾气里又是色诺芬的长征故事,随处可见的城墙遗址是狄奥西多皇帝和军事天才贝利撒留的遗存。等到频密的雨点和雪花落下,人们又钻进博物馆里,先参观伊奥尼亚希腊文明时代的石棺和柱头,再仔细听导览介绍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率军攻陷狄奥西多城墙时所用的匈牙利大炮和锁链铠甲。等到了晚上,游客们坐在旅游区的酒馆里,欣赏苏菲托钵僧的旋转舞,抽着水烟,听着海浪。

但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很多很多人是被另一个世界所吸引的。就在东罗马帝国时代落成的“新门”(Yenikapı)旁,扎堆着世界各地的商贸客——来自非洲和中亚的小商贩和批发商挤在大大小小的旅馆里,批发着从中国绍兴柯桥进口的布料、从义乌运来小商品、东南亚批发的干果和东莞输入的成衣。批发商行外是卖面包圈的安纳托利亚小贩和街边排开的小茶馆。这也带来了经营巴尔干食物的苍蝇餐厅和无比混乱的路面交通。伊斯坦布尔的中上流居民对这块老城区的核心避之不及,视为红灯区和犯罪高发地,远远地搬到欧洲或亚洲区的边缘。

对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帝国中心就像野蛮生长的小生意世界和大巴扎那样凶险而多变。上千年来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见证了无数杀戮、饥荒和瘟疫。查士丁尼鼠疫瞬间毁灭数万人、奥斯曼大军陷城后大肆杀戮、苏丹宫廷时代被清洗的禁卫军血浆溅在街面,相比之下20世纪初三帕夏的宫帏阴谋不过是帝国的最后一点血腥味……拜占庭或君士坦丁堡或伊斯坦布尔的交通太过通达,以至于从海上或路上的任何方向都可以将之包围。而现代土耳其的缔造地安卡拉,凯末尔选择这里,不光是因为它远离伊斯坦布尔的帝国旧精英的反扑,也在于丘陵环绕的干燥高原上的新都城易守难攻,更符合是一个要将自己保护起来的民族国家对首都的需要,而非向外扩展拳脚的帝国心脏。

某种程度上,近现代伊斯坦布尔衰落,逐渐远离世界历史中心,却为这里的居民争得了两代人的漫长喘息。铁幕中苏联封锁了从黑海向东的去路,传统的商路也不再经过这里。美国电视剧、饮食和文化的输入取代了旧的帝国遗产。共和国重新书写了历史,埋葬掉统治和带领世界的宏大冲动,专注于自己的边界之内——尽管也存在着塞浦路斯危机这个少有的例外。在冷战时代缔造的安纳托利亚摇滚,大量借鉴取材于盎格鲁-撒克逊流行音乐,就连巨星们的衣着和发饰也不例外。全球化和新帝国一度只用触及人们生活的皮毛,也就不需要每天体会到海量的变化与人潮的冲击。

如果游客想要寻找休斯笔下那些古典时代历史留下的痕迹,伊斯坦布尔老城的任何一处角落都是足以大开眼界的。但要想寻找土耳其共和国在城市留下的风貌,那最合适的莫过于环绕着城市的那些“一夜社区”。在冷战最高峰的年代,从乡下进城的打工者在都市周边给自己搭建了这些棚户区,它们随后变成一簇簇自治的社区,混住着工人的老乡,激进的阿列维派革命者、精于计算的小商人,平步青云的建筑商和其他三教九流。

在各类谍战电影的演绎之外,冷战中的伊斯坦布尔反而如帕慕克所说的那样单调。也正是这种单调,让土耳其的现代历史呈现为共和国体制下的左右斗争,以及土耳其化政策和拒绝土耳其化的库尔德人之间的剧烈冲突。1970年代的斗争呈现的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色彩:激进左派试图建立公社,激进右派则持械上街。这些斗争又和平静西化竞争上游的中产阶级生活同步进行着。一面是纯粹的激进,另一面是朴实的平庸,这两种特质同时在土耳其当代的智识阶层中体现出来,就像土耳其近现代诗歌巨人中,一边是虔诚的共产党员纳泽姆·希克梅特(Nizam Hikmet),另一边是书写平民生活赞美每日天气的奥尔汗·维利(Orhan Veli)。他们身上现代主义的美学共性很容易就盖过了两人政治光谱上的距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斯坦布尔三城记》并没有捕捉到伊斯坦布尔长久以来的焦虑。这种焦虑在冷战结束后的短暂时光里暂时被埋葬或是压抑了。冷战的结束和铁幕在高加索的崩溃,给帝国复兴的梦想带来了新机会。也让对这座城市居民们格外陌生的帝国历史再次出现在生活中。当许多人寻找帝国荣光的时候,另一些人则陷入了严重的焦虑——远离帝国野心的安逸日子要到头了,和世界连接的不确定性,随着勃勃的雄心回来了。

如何书写一座世界城市的过去和今天?尤其是在它的居民们又厌倦帝国又怀念帝国的时刻?贝塔尼·休斯的尝试恐怕并不算是成功,但就算如此,它也以历史的庞然大物碾压而来,让人窒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体会为何人们会拒绝让自身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又如何无法避免帝国的诱惑。这两端就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一样,碾压着人又席卷着人,在伊斯坦布尔,屠杀和惨剧永远在帝国野心和自保的悲情之间循环,今天也毫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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