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地方割据，却对付不了西夏辽金，宋代政区怎么设置都不对

影视剧中的赵匡胤

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成为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于五代十国的乱世时期，没有人比他更明白地方权力过大的弊端。于是在宋初就杯酒释兵权，大量削弱地方权力，提高中央政府的权力，以防止地方割据势力重现江湖。

一、地方权力的削弱与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立国初年的很多制度都沿袭了五代，亲眼看到唐与五代十国地方割据的乱世，宋朝统治者明白这样的作业绝对不能抄。宋代作品《香溪集》载：“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兴也兵权，败也兵权。所以宋初赵匡胤就着手削弱手下武将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影视剧中的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就着手革除各个藩镇的实权，并且剥夺了不少节度使的兵权，将地方的兵权分给安抚使与枢密院。当然，赤裸裸地剥夺节度使的权力，也不太合适，宋朝统治者就用虚衔与优厚的俸禄来跟节度使换兵权。这样一来，节度使就成了没有实权的虚职。

对唐时的弊端宋代采取了取消地方兵权的办法来解决，并在地方设置文官来统领地方事务，另外在地方用文臣来统领禁军，将地方的所有权力直接收归中央所辖。

所以，在宋代武将的身份是很卑微的，而一般主持朝政的都是些文臣，例如庆历新政的发起者范仲淹就是典型的文臣，他曾经在陕西就任安抚招讨使，并驻陕西延安附近，在那里留下了“寒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名篇诗句。

《清平乐》范仲淹剧照

二、轻重相制的区划策略

行政区与行政的管理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的安危，宋初通过区划改革和夺取兵权的方式，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只存有州、县两级政区。当赵匡胤统一全国后，全国已经出现了近300多个州。

过多的州让中央掌管起来非常地不容易，所以赵匡胤在州之上设置了路，但宋代的路只是一个并无太多实权的政区。从实际情况看，路的定位，仅仅是代表朝廷置于州、县之上的办事机构，州、县才掌握着民政等实权。

宋初的路比较尴尬，不仅没实权，路制的设置也相当不稳定。至道三年（997年），北宋设15路，到了咸平四年（1001年）将西川与峡路分为益州路、利州路等四路，即川陕四路（今天四川的名称由此而得），原来的15路变为了17路。后来宋代政府就屡次调整路的数量，但北宋的路制数量基本在20路上下浮动，直到靖康之难后北宋灭亡，路制数量才有所改变。

靖康之乱

宋代将兵权收制于中央，以文制武的方略，最终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统治。行政区是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管理的地理空间，因此在中央高度集权之下，无不体现着宋代统治者对地方权力的担忧。宋代虽然形成了路、州、县的层级政区，但路制更像是一个虚级政区，路制权力分散，而且没有单一的权力机构，看起来路更像是一个摆设。

宋代这样的政区划分很好地制止了藩镇割据重现江湖，但它的弊端也不少。因为宋代官员过多，导致中央每年要花费大量的经费，来维系如此庞大的官僚体系的运作，再加上各个地方权力相互牵制，办事效率就大大降低了，这样的问题导致宋代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而王安石的变法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影视剧中的王安石

其实，这样的政区体系虽然解决了内部割据的问题，但也促使宋代一直受困于外部战争的失利。从宋代建国开始，每每遇到对西夏与辽金的战事，大多的结果不是失利，就是为了安于现状而屈辱地求和。

道理很简单，掌握地方事务的都是不会打仗的文官，再加上权力间相互制衡，就出现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而各个地方又没有实际的兵权，一旦战事爆发，那些处于辽、金、西夏边界的政区，就无法形成有利的抵抗，所以宋代不是在屈辱求和，就是在屈辱求和的路上。

西夏王陵遗址

文史君说

出身于五代的赵匡胤汲取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弊端，在宋初就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了武将的权力，同时在地方采用文官制衡武官的措施，并在地方设置路制，进行分权，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得地方的割据势力得到了很好的遏制。但同时这样的行政体制又带来诸多的问题，如官僚体系过于庞大造成国家财政开支困难，行政效率不高。由于地方没有实际的兵权，导致每次遇到对西夏或辽、金、蒙古的外战多以失败而告终，而宋的两次亡国（靖康之难与崖山之战），也正是因为此。

参考文献

周振鹤：《中国历史地理十六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人们出版社2013年版。

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禹贡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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