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到2020年了，蒙古国还没有统一文字？

顺时针研习历史，逆时针解毒世界

作者：狟先森 审核：霍小山 编排：不呐呐

2020年3月18日，蒙古国政府正式发布通知，决定 从2025年起全面恢复使用1946年废除的回鹘式蒙古文 ，也就是通行于内蒙古地区的传统蒙古文，并要求所有公务员参加传统蒙古文的再培训。

既然半个世纪前已经废了它，为什么等到了2020年，蒙古国又想起恢复传统文字？一个国家的文字竟然能够说废就废，对于使用汉字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梳理下蒙古文字的历史，颇有些让人凌乱。 事实上 蒙古语曾采用以下四种文字表达：

1、改良自回鹘文字母的传统蒙古文，称旧蒙文；

2、忽必烈时代，由当时的吐蕃国师八思巴所创立的八思巴文；

3、今蒙古国采用的西里尔蒙古文，称新蒙文。

4、用拉丁字母转写普遍使用的西里尔蒙古文字母。

这次蒙古国政府决定恢复的就是 第一种回鹘式蒙古文 ，而对于我们来说最为熟悉的还是历史教科书中曾提及的第二种蒙古文，即忽必烈时代由当时的吐蕃国师八思巴所创立的 八思巴文，但教科书里没讲的是八思巴文很不受待见。

一、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回鹘文字？

蒙古人发迹于斡难河时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随着蒙古人征服的脚步加快，驰骋欧亚大陆几千公里，战线越拉越长，各路人马之间的消息或命令传递，凭口口相传，必然要有问题。

1204年 ，蒙古人灭乃蛮部，俘虏乃蛮国师畏兀儿人 塔塔统阿 。因他深通回鹘文字，成吉思汗命令他教授太子、诸王，以回鹘字书写蒙古语。

这里不得不提及回鹘人的历史。在大唐帝国的版图上， 回鹘是唐朝在漠北的重要盟友 。 唐太宗时期打败突厥，就有赖于回鹘对于突厥人的牵制，而突厥人的势力在太宗之后多次死灰复燃，也都多亏了回鹘人与之周旋。

▲鼎盛时期的回鹘版图

进入9世纪后，唐朝经过安史之乱的蹂躏后衰落，青藏高原的吐蕃实力则大为增强，从高原对于长安虎视眈眈。 公元805- 820年，又是回纥人大破吐蕃，帮助唐朝收复了北庭和龟兹，也让唐朝对外的交通要道再次打开。

只可惜草原从来没有真正的霸主。 公元840年，看似强盛的回鹘汗国被更北方的 黠戛斯人 击溃，一部分畏兀儿人西迁高昌一带，史称 高昌回鹘 ，或称 西州回鹘、畏兀儿。 回鹘、回纥、畏兀儿，是一个民族的多种叫法。

到了唐宋时期，回鹘逐渐由畏兀儿这个名字代替。畏兀儿人受 粟特文 影响，采用粟特字母来拼写自己的突厥语，由此渐渐演变为回鹘文， 回鹘文又称畏兀儿文。

回鹘文字被应用成为蒙古文字是在 “天山回鹘王国” 举国并入由成吉思汗率领的新兴蒙古游牧联盟后，成为其 “智囊团” 的结果。现存最早的蒙古畏兀字碑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中保存的 《移相哥碑》，又叫《成吉思汗石》 ，刻于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它记录了成吉思汗的侄子移相哥在宴会上射箭的经过。 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蒙古畏兀文碑，是云南省昆明市筇竹寺中的 《云南王藏经碑》 ，刻于元至元六年（1340年）。此外还有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的 《张氏先茔碑》和《竹温台碑》 ，甘肃省武威市的 《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 等，这些碑文都是蒙、汉两种文字对照的。

《移相哥碑》

二、忽必烈的八思巴文

中学历史课本中浓墨重彩记录了忽必烈时期的“八思巴文”。

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颁行 “蒙古新字”，今通称“八思巴文” 。八思巴字，是忽必烈命帝师八思巴创制的新文字，它是 用藏文字母来拼写畏兀儿体的蒙古字。

创制八思巴文某种程度上标示着忽必烈四海一统的信心。 在他的宏大构想里，新的王朝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征服，将欧亚大陆上的各种主要文明包裹进来，需要创制一种能代表大元蒙古帝国的新蒙古字，这种蒙古新字既要超越塔塔统阿原造的回鹘式旧蒙文，还要具备欧亚大陆 “通用语” 的特征，可以译写旧蒙文，也可以译写汉文、波斯文。从形式上看，它的原形是藏文，但是拼写的最基础文字是蒙古文，目的是要统一所有的文字。

八思巴字创立以后，就成了元朝的”官方文字“ ，忽必烈对于推行它不遗余力，下令设立诸路蒙古字学，专门负责八思巴字的教学和训练。南宋平定后，蒙古字学又推广到江南地区。不少汉人、南人为了找到一条仕进之道，也进入蒙古字学去学习八思巴字。

尽管忽必烈推行八思巴字是为了 “书同文” 的一统思想，但这个使命终难实现，“八思巴字”虚浮于欧亚大陆各种文字之上，看起来沟通各大文明，其实像是无根之萍，不接地气。

▲河南许昌天宝宫里的《大元宣谕圣旨之碑》“八思巴文”

八思巴蒙古字本身也存在一些缺点， 文字符号相对复杂 ，拼写蒙古语时以音节为单位，致使语词割裂，不易识读，不如蒙古畏兀字以词为拼写单位，更符合蒙古语的 黏着性 特点。

因此，随着蒙古王朝的迅速崩溃，连蒙古人都不再使用八思巴文这种生造的文字了，他们又习惯性地回归到回鹘式的旧蒙文。朱元璋将蒙元势力赶回草原之后，北元时期的蒙古政权没有了 ”统一世界“ 的雄心壮志，八思巴文在蒙古人中间逐渐失传了。

此时，回鹘蒙古字的影响力却愈加凸显。

元朝灭亡后，许多故元降将和遗民留居东北，与女真部落交错而居，互通婚姻。尤其是 海西女真 ，由于所居地域接近蒙古诸部，与蒙古人的交往更为频繁。

海西女真叶赫部靠近蒙古

据清代官书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记载，海西四部中最强盛的 叶赫部先人 就是蒙古人。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名叫 猛哥帖木儿 ，这个十分蒙古化的名字，也从侧面显示爱新觉罗家族很可能是蒙古化的女真人。

努尔哈赤自己甚至曾向朝鲜人说： “我是蒙古遗种。”

明代的女真人流行使用蒙古文字。建州女真人曾对朝鲜官员说： “本卫之人，朝鲜文字虽或不知，蒙古书则多有知之者”。 直到后金天命年间，女真人仍然只知蒙书，文牍往来，也都用蒙古文。后来流行于世的满文，就是他们奉努尔哈赤之命，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加圈点创制而成的。

三、 独立后蒙古文字实行苏联化

改良自回鹘文的旧蒙文在蒙古社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毕竟，文字深入到一个民族文化的骨髓，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变。

可历史总会时不时来个急刹车。1924年，中国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享有领土主权。1924年5月，外蒙古取消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本来外蒙古独立就是在苏联的操纵下被强行”建国“，为了跟尚且留在中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内蒙古”以示区分， 1930年4月，外蒙古正式通过了 文字拉丁化 的决定，准备用西方通用的拉丁字母代替传统文字。但结果是大部分人民都不接受文字改革， 继续使用回鹘文蒙古字。

整个30年代，外蒙古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都笼罩在向苏联学习的气氛之下，于是文字改革逐渐转向了 “苏联化” 。外蒙古以加盟苏联的两个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卡尔梅克抛弃回鹘文字、成功使用 以西里尔字母 为基础制成新文字的经验，准备把回鹘蒙古文改成西里尔蒙文。

1941年3月蒙古国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 经过几年的准备后， 1946年1月1日正式将西里尔蒙古文作为国家的官方文字。 西里尔蒙古文发音和书写很一致，民众非常易于学习掌握，很快便在整个外蒙古推行开来， 民众的识字率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2%上升到90%以上。

受苏联影响，蒙古人民共和国即今蒙古国的蒙古人转用西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称为 “新蒙文” ，用来记录蒙古国通用的 喀尔喀方言。

苏联解体后，蒙古紧跟着东欧各国进行各项改革，在文化领域也力图摆脱苏联的影响。因此， 恢复使用传统的回鹘蒙古文再次提上了日程。 1991年，蒙古国做出决议，从1994年起恢复使用回鹘蒙文，但是在经费短缺面前，这项决定成了一纸空文。

更重要的是，为了向国际接轨，实现自己现代化的目标，大学生掌握英语就变成了更紧迫的事情，就这样 优先实行文字拉丁化的计划代替了恢复传统文字的计划。

1997年有蒙古委员提出力求 “在国家公务员中使用拉丁化文字”。

▲图：西里尔蒙文输入法

2003年，蒙古国还正式出台了 “拉丁字母国家计划”， 以 支持用拉丁字母转写普遍使用的西里尔字母 。该计划鼓励学者用拉丁字母出版相关图书、在媒体上使用拉丁字母，大有文字西化之意。但西里尔蒙文学起来实在太便捷了，结果，拉丁化改革的效果不怎么好。

最终，这种改革没能让蒙古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字，造成了 一个国家，三种文字通用的奇观。

四、最终决定通用回鹘蒙文

这两次文字改革最大的结果就是 让三种文字占有着不同的、无可替代的位置。 在独立90多年的蒙古国，西里尔蒙文是官方文书、书籍报刊的 正式文字 ；回鹘蒙文则用于刻公章、写标语、装饰牌匾，作为 民族文化的象征 ；拉丁字母则被用作在 网络上进行文字通讯 。因此，普通民众每天都面临着因一种语言使用三种文字书写的尴尬场面。

无论如何，“书不同文”的局面需要结束。

▲图：“蒙古”的三种书写。回鹘式（左）、西里尔式（右上）以及拉丁式（右下）

2010年，蒙古前总统下达命令，要求政府高层的公文和信函必须使用传统蒙古文；2014年，蒙古议会更是下令至2020年正式废止西里尔蒙古文；六年后，2020年3月18日，蒙古国正式下令全面恢复传统的回鹘蒙文。这些表明蒙古国终于觉得有必要在三种文字中重点突出传统回鹘蒙文了。

独立后的蒙古国在文字改革方面可谓是一波三折，但 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回到了最初的文字。

参考资料：

1、齐心：《蒙古国文字：一个文化传承与政治取向的问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2、郭艺华：《试析文化安全战略框架下蒙古国回鹘式蒙古文的复兴》，《东北亚学刊》，2014年第6期。

3、[法]勒内·格鲁塞：《活着就为征服世界：蒙古帝国史》，现代出版社，2016-12

4、邹进，《蒙古历史拼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5、[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2020-3

6、赵超，《石刻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08

7、定宜庄，《满汉文化交流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