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论述各科病证的病因、病机、证候内容的专著。对于本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卷数,目前学术界的共识为本书由隋朝医官巢元方等编撰,成书于隋·大业六年(即公元610年)。全书共50卷,分为67门,1739候。
上述观点源于宋朝,而在宋代以前的史志中,对于本书作者及卷数,则著录不一,故令后世歧说较多。最早辑录本书的是《隋书·经籍志》,志载《论(当为“诸”)病源候论》五卷、《目》一卷,吴景贤(此医家《隋书·麦铁杖》中有载)撰。在《旧唐书·经籍志》中则为《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吴景(当为“吴景贤”,吴景在《隋书》《旧唐书》中均无从考证)撰。而至《新唐书·艺文志》中则为《吴景贤诸病源候论》五十卷,与《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巢元方撰,两书并存。至《宋史·艺文志》,则只有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一种记述,而无吴景贤或吴景编撰的《诸病源候论》记载。
对于以上史志中的不同记述,《四库全书提要》云:“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隋大业中太医博士巢元方等奉诏撰。考《隋书·经籍志》有《诸病源候论》五卷,《目》一卷,吴景贤撰;《旧唐书·经籍志》有《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吴景撰。皆不言巢氏书。《宋史·艺文志》有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又无吴氏书,惟《新唐书·艺文志》二书并载,书名、卷数并同。不应如是之相复,疑当时本属官书,元方与景,一为监修,一为编撰,故或题景名,或题元方名,实止一书,《新唐书》偶然重出。观晁公武《读书志》称隋巢元方等撰,足证旧本所列不止一名,然则《隋志》‘吴景’作‘吴景贤’,‘贤’或‘监’字之误。其作‘五卷’,亦当脱一‘十’字,如止五卷,不应目录有一卷矣。”即言《诸病源候论》是隋朝官府组织编写的医著,由巢元方和吴景(当为“吴景贤”)2人作为监修或总编撰,致使隋唐史志中的记载不统一。丹波元胤按曰:“吴景贤名,见于《隋书·麦铁杖传》,则《提要》有吴景监撰之说者,实系臆测。然以是书为巢、吴同编,理似当然。姑据《新唐志》并载二家之书,以俟后考。”
据文献记载,《诸病源候论》一书在北宋以前一直在流传,如王焘的《外台秘要方》在每门类之前多先引《诸病源候论》之观点阐释疾病概念以及病因病机,后列治病诸方,在40卷《外台》中,有28卷341处引录了《诸病源候论》三十余卷中的文献,可见在王焘供职的弘文馆即藏有该书。而日本医家丹波康赖撰成于公元982年(相当于北宋太宗时)的《医心方》,亦仿《外台秘要方》之体例,于每门之前引录《病源论》(即《诸病源候论》)的“病候”内容,全书30卷中,有24卷直引《诸病源候论》五百四十余处,陆百四十余条,可见,在北宋之初,《诸病源候论》已流传至日本。可惜由于唐宋之间连年战乱,北宋以前的传本均佚。
北宋政府对医学是比较重视的,当时曾颁令天下,向广大的民间征集各种治病的医方、单方、验方,购买和征求献出医书。宋朝政府对此书极为重视,曾把它同《素问》《难经》《脉经》《千金翼方》《龙树论》等一起作为“医学”(宋代医学教育的专门机构)必读教材,同时规定,试补“医学”考试,也要从此书中选题,正缘于此,宋朝政府在成立“校正医书局”(此机构成立于北宋嘉祐二年,即公元1057年)之前,便把此书连同《素问》《难经》一起刊行于世。《玉海》卷六十三曰:“天圣四年(即公元1026年)十月十二日乙酉,命集贤校理晁宗慤、王举正校定《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病源候论》;五年四月乙未,令国子监模印颁行,诏学士宋绶撰《病源》序。”此记述与宋绶序文中所载完全吻合。是知宋代初刻此书的时间是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早于成立“校正医书局”三十年。此刊本称为北宋本,但此本亦未保存下来。现存世的该书传本,是南宋以后的各种刊本。
其一为南宋版本系统,此版本“盖南宋人从天圣校刊本而重刻者”(《经籍访古志》),但据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载,《巢氏病源》当为一千八百余候,与现行刊本之候数有出入。该版本自元代以后,国内已失传,但日本既知的却有两部:其一是怀仙阁藏本(现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其二是酌源堂藏本(此本20世纪后下落不明)。故现存该类传本,主要为日本医家据此二本影写及抄本。现存之刊本有日本天保四年(公元1833年)丹波元坚据怀仙阁藏本配补酌源堂本影写本、小岛宝素据怀仙阁及酌源堂两本影写本(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日本无名氏据南宋本抄本(现也存台湾“故宫博物院”,但仅存卷14~19)等。此外,1981年日本刊行的《东洋医学善本丛书》中所收该书,主要是据怀仙阁旧藏南宋本影印。
其二为元刊本系统,元刊本《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今北京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各存1部),是“据宋本重刊,而兼校改文字……唯标目增重刊巢氏及总字”(《经籍访古志》)。据马继兴考证此本系据宋本重刊,其篇目次序及内容与宋本不同。由于南宋刊本国内早已失传,故后世刊本均自此本衍化而来。现存此系统之版本有:明·汪济川、江瓘刊本《重刊巢氏诸病源候论》,署“隋太医博士巢元方撰”,《经籍访古志》考证,其体式同元刊本,“不记刊行年月,似万历以上物”。明·汪济川、方鑛校刊本(歙方东云校刻本于聚奎堂,扉页作西爽堂藏板),书名《巢氏诸病源候论》,《四库全书》所录即为此本,此版本“版式全与前本(即汪济川、江瓘刊本)同,文亦不差一字,案方鑛未详何人,且汪济川与江瓘共刻此书,无复刻之理,意是书估欲其易售,妄改校者姓名耳”(《诸病源候论解题》)。“又有汪济川、方鑛校本,及吴勉学校本,俱是重刊前刻者(即汪济川、江瓘刊本)”(《经籍访古志》)。此外,明朝尚有嘉靖间刻本、万历吴勉学校刊本。
清代的刊本有:《四库全书》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分为67门,1739候);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公元1786年)抄本;清嘉庆十四年己巳(公元1809年)胡益谦经义斋刊活字本(简称《巢氏病源》),讹误脱漏较多;清光绪元年乙亥(公元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清光绪十二年丙戌(公元l886年)印本,清光绪十七年辛卯(公元1891年)湖北官书局重刻本,封面及扉页均题《巢氏病源》,但每卷首尾又题《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柯慎菴云:“是据袁寿阶旧钞传录,差胜胡本。”清光绪十七年池阳周学海氏校刊本(序称《新刻病源候论》,每卷首又题《巢氏诸病源候总论》),署“隋太医博士巢元方撰”。周序称:“以家藏旧本付梓,并取《外台秘要》及日本刻本校之。”而《日本访书志》考证:“光绪辛卯,池州周氏又刊此书,自称以旧本付梓,实即胡益谦本也。”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公元1896年)博文书局石印本。
此外,尚有日本正保二年(公元1645年)书林万屋作古卫门刊行本,名为《巢氏诸病源候总论》,“虽互有异同,然文字体式,不失元本之旧,颇为可喜”(《经籍访古志》),认为其为重刊元本。还有同年上村次郎右卫门刊本。
近现代的版本有1912年湖北官书处重刊本;《中国医学大成》本,民国25年刊;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199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丁光迪等校注本(以元刊本为底本)。
通过以上通检,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北宋以前,对《诸病源候论》一书,称谓不一,有六种之多,但“病源”这一关键词则是一致的,自宋朝以后即统一称为《诸病源候论》。其次,本书之卷目数自唐以后均为50卷,但“候”数有出入,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因素有:一是传抄版本不一,可能有疏漏;二为历代医家在传抄过程中,对相似的候目进行了删除;三是将相似的候目进行了合并。同时,我们可以看出《诸病源候论》的成书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隋代以前,远至《黄帝内经》一书著述的时代,对病因、病机问题,虽有诸多论述,但均系附论于有关篇章中,或其他论著中兼论病源。自隋代巢元方、吴景贤等《诸病源候论》问世,体现了中医学术在病因、病机方面具有了系统的、全面的认识,在基础理论文献领域,填补了一项空白。其内容不仅学科齐全,而且对病与证的病因、病机、病候以至于病变类型等各个方面,均具有较为详尽地论述,该书对后世影响较大,如唐·王焘的《外台秘要方》、宋·王怀隐等编著的《太平圣惠方》、刘昉的《幼幼新书》、明·朱橚主编的《普济方》以及日本医家丹波康赖编撰的《医心方》等医学名著中有关病因、病机的内容,大多依据《诸病源候论》,或以此书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故《四库全书总目》称誉此书为“证治之津梁”。
来源:善本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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