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 | 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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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 | 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

2020年02月13日 08:11:48
来源:明清史研究

作者简介:

李孜沫,男,安徽灵璧人,博士,讲师。2011-2018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师从龚胜生教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南昌师范学院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健康地理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10余项,发表论文10余篇。

陈丹阳,南昌师范学院教务处讲师,硕士。

摘要

清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历史疫灾流行高潮到来的阶段,清政府针对频繁的疫灾而采取的卫生防疫举措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由于中国古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卫生防疫制度,现代卫生在引入之初即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过程经历了由西方到中方,由地方到中央的反向路径,由于疫灾频繁,卫生防疫由个人之举上升为国家行为。遗憾的是,清代既是公共卫生的开端,也是封建帝国的尾声。政府与社会各界的种种努力仍难挡晚清时期的汹汹大疫。因此,清末卫生防疫举措所取得的功效,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评价出现截然相反的面相。

“腐败、壅塞、无能、落后……”似乎已是清政府,尤其是晚清政府的代名词,不断在不同场合及其相关研究中被提及和使用,构建出为人不齿的攻讦责难场域。清代(1644-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多发期,尤其是清代晚期迎来了中国历史疫灾流行的高潮。当此时期,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肆虐疫情,晚清政府与社会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似乎微不足道,甚至完全被淹没在晚清事关民族危亡的浪潮中。近年来,在关于清代卫生防疫事业“进步”与“落后”的反思、传染病隔离举措的传统路径、近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卫生防疫主权的侵夺、公共卫生意识的提升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可贵的“异声”。

本文旨在从“传统性”与“现代性”两个维度,勾勒出清代特别是清末卫生防疫机制的演变及其播迁过程,为学界及大众重新审视清代卫生防疫的作为及其功效,提供新的视角。

一、先声:公共卫生的缺失与现代卫生的引入

公共卫生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医学概念之一,其定义处于发展变化中,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阐述。公共卫生内涵广泛,本文仅撷取中央防疫制度的缺失、地方医政体系的崩溃、民间卫生意识的淡漠等3个方面,以此探讨晚清以来公共卫生缺失情景下对疫灾流行的影响。

(一)公共卫生的缺失

1.中央:防疫制度缺失导致政府应疫无方

中国古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防疫制度。政府将应对疫灾视为荒政的一部分,一般以设立施医局、施医送药为主,仅是临时、临事的偶然之举,而受到救助的范围往往仅限于首善之区的京师畿辅一带。如同治六年(1867),“太医院拟方发药散给五城”。至于中央常设的太医院等更完全是服务于皇室的“私人机构”,于社会防疫几无裨益。清末东北鼠疫疫信传来,清廷曾饬令太医院“切实研究疫症之由来及防卫诊治之方法,以期防患于未然”,然而随着西医成为防疫行政主体,太医院逐渐淡出防疫体系,清末卫生防疫事务经历了由传统荒政向近代防疫行政的转化。

传统荒政的失灵凸显疫灾流行的冲击。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事业发展的顶峰,荒政的施行深受清代财政水平的影响。清代前、中期,政府凭借强盛国力开展形式多样、堪称“盛清模式”的救助措施,加之疫灾流行不多,凭借荒政尚属应疫有余。清代后期,财政拮据,救灾已有“厚此薄彼”的分别,政府救灾力度不同,社会响应方式也有所转变,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国家只得倚靠以赈捐、义赈、义演等民间慈善救助为主的救灾措施。此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形同虚设,如常平仓“已成民间之累”。更为严重的是,疫灾频频,国家应对无力,这体现了国家防疫制度缺失所带来的巨大灾害冲击。虽然中国古代缺少真正意义上的防疫制度,而且疫病救疗也并非传统荒政赈济的重心,但如此规模的赈济无疑有助于疫病的救助。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荒政的失灵,更加凸显疫灾流行的酷烈,迫切需要找寻解决之道。

2.地方:医政体系崩溃带来官方管理混乱

古代中国自有一套官方医政体系,从唐时期创建州医政到宋以降创建县医政,基层社会的医政体系得到建立。清代,自唐宋以来形成的地方医疗体系——医学署、惠民药局,渐次荒废,官方医政体系崩溃。当此时期,中国既缺乏体系完善的专门防疫机构,也缺少训练有素的专业防疫群体。

首先,地方医政体系崩溃冲击了救疫救荒等地方公共事业。疫灾不同于其它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拒特征,人们可以对疫灾进行预防、治疗,但由于地方医政体系崩溃,医政机构形同虚设、医政人员尸位素餐,可防之病蔓延,可治之病肆虐。

其次,地方医政体系崩溃造成官方对医生队伍缺乏管理。中国政府在明清时期几乎完全从医疗保健中撤离,使得执业医生的准入机制缺失,庸医泛滥。他们“不知医经,徒持医方;不知表里本末,不辨寒热虚实;不知变通,泥古不化;鲁莽试药,任意措置”。庸医之祸不仅在于无力应对疫灾流行,更在于延误甚至加重疫灾的危害。清代种痘以防天花是较为通行和成熟的技术,却因庸医误诊而出事者不少,如“(芜湖)冬至以后时疫流行,童稚多患天花,庸医误投热药,所伤不知凡几。”

3.民间:卫生意识淡漠伴随疫病流行肆虐

第一,民众公共卫生意识匮乏。普通民众尤其是贫民苦工被视为疫灾流行的“祸源”,他们认为“中国人素不讲求卫生”,并蔑称国人为“东亚病夫”。这固然与西人对华人的偏见有关,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卫生不洁、民众公共卫生意识匮乏的实际情况。民众不卫生的生活方式,诱发疫灾流行,如居室卫生:“(营口),迩来时疫盛行,死亡相继……某姓家有人传染是症,因之殒命,医生察得房屋不洁所致。”民众因惧疫而迁避他处,导致疫灾蔓延,如东北地区“满洲避疫之人纷纷南下,多所接触,致疫症蔓延无已。”

第二,民间迷信行为大行其道。由于科学落后,而又应疫无方,中国自有迷信行为滋生的土壤。在中国民间广泛存在以“迎神赛会”、“年中度岁”等为代表的迷信行为,不仅无益于防疫,甚至适得其反,反而加速和加重了疫情的传播与危害。因为,迷信行为引发百姓集聚一处,加速疫症蔓延,时论称“非以防疫,实以致疫” 。此外,迷信行为蒙蔽百姓不事医药,以致延误疫情,如“苏人信神佞鬼,类皆愚夫、愚妇,故乡间之信奉师巫者尤多,每有疾病,不事医药,专延师巫,妄断吉凶。”

(二)现代卫生的引入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始自西方,是帝国主义带来的产物,在引入之初即带有西方殖民色彩。虽然中国自有现代卫生意识的萌芽,如在清初与西医已有接触,而且西医、西药在中国的流传,较之明末有很大发展,这给中国带来现代医学的一丝曙光,然而其真正登场则已是迟至晚清的事了。可以说,清代在国家卫生防疫层面的作为基本都发生这一时期(表1)。

1.疫灾的冲击与租界的示范

疫灾的冲击是现代卫生引入最强劲的动力,租界的示范效应为华界卫生变革带来机遇。清末传统医学认知已无力应对频频大疫,现代卫生开始进入国人视野。可以说,晚清公共卫生制度建设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疫灾流行的巨大冲击,也正是一次次疫灾流行改变了现代卫生引入的速率。租界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窗口,以“清洁、消毒、检疫、隔离”四项为端的卫生防疫举措几乎都首先在租界推行,继而为华界效仿施行。以检疫为例,包括海港检疫、疫区检疫:前者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由西人主持的海关当局在上海、厦门首先展开,后推广至其他通商口岸,至清末,大多数重要的沿海或沿江通商口岸,均创设了相应的检疫设施和规章,如汕头(1883年)、宁波(1894年)、天津(1899年)、汉口(1902年)、秦皇岛(1909年)、广州(1911年);[17]后者19世纪60-70年代已在上海租界局部展开,19世纪末,在租界已有普遍推行,继而又传入华界地区 。

2.机构的创建与规章的颁行

卫生机构在部分地方率先建立起来。与西方由中央到地方的自上而下的一般路径不同,中国卫生机构的发展经历了由地方到中央的自下而上的反向路径。中国近代卫生制度的起步要从城市清洁开始,因为“卫生之道,清洁为先”;“避疫之法,自以清洁为第一要事”;清洁被视为“卫生第一要务”,最利防疫,以清洁为要的地方卫生机构初步建立,姑且试称为中国近代卫生行政机构引建过程中的三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上海清洁局:是仿行租界的产物。上海租界是西方文明的示范窗口,对上海华界的影响十分显著。19世纪60年代,上海租界已任命专职卫生管理人员,设立专司垃圾清运和粪便清理的“粪秽股”。上海华界至迟19世纪80年代,也设立了专司垃圾清运的“垃圾局”或“清洁局”。卫生清洁问题,在清代中国城市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上海而外,杭州、厦门等地同样仿行清洁之策。

第二个里程碑——长沙保卫局:是借鉴日本的产物。最早将清洁机制纳入制度规定的是湖南长沙。光绪二十四年(1898),黄遵宪在陈宝箴支持下,借鉴日本警察制度,在湖南创设保卫局,草拟《湖南保卫局章程》44条,规定“道路污秽,沟渠淤塞,应告局中,饬司事者照章办理;凡卖饮食物,质已腐败或系伪造者,应行禁止”,但年末即为裁撤。

第三个里程碑——天津卫生局:是承继西方的产物。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战天津后,鉴于战后卫生状况恶化,设立专司卫生防疫的卫生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袁世凯接管八国联军攻战天津后设立的临时政府委员会——“都统衙门”,应西方要求保留卫生局,制定《天津卫生局现行章程》,以“保卫民生为宗旨”,开展事务包括“清洁道路、养育穷黎、施治病症、防检疫疠”。天津卫生局是中国第一个城市卫生机构,拉开了中国地方施行卫生行政的序幕。可见,中国卫生行政机构在建立之初已带有强烈的西方卫生机构的印记。

二、践行:个人之举的表征与国家制度的构建

与西方自上而下的卫生行政制度构建过程不同,清末中国经历了“从西方到中国,由地方到中央”的自下而上的反向路径。在疫灾冲击、租界示范等影响下,以“清末新政”为契机,地方行为上升到国家行为。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制度渐次开展,包括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卫生法令规章的颁布、卫生社团组织的成立等。

(一)个人之举的表征

1.个人之力、个人之见

公共卫生引入之初,多是开明人士的个人之举。社会精英作为有识之士,他们中的一部分曾亲身前往西方国家考察,或留意租界内的卫生状况。中西方之间、华界与租界之间明显的卫生差异带来感官上的巨大落差,“华界较之租界,则一秽一洁,已有上下床之别”。外人每以“不卫生”的华人、“东亚病夫”等蔑称国人带来心理上的巨大冲击,社会精英虽以此为侮辱,但对国人不卫生的实际表示赞同:“中华之人易生疾病,较他国尤甚,且易于传染,缠绵不休”;“上海人多地狭,易集污垢,且华人素不讲求卫生,并无预防之智识,恐为患较各国之流行尤剧”[]。他们以“强国强种”为己任,不遗余力地宣传公共卫生知识,以期唤醒民瘼。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在澳门主持《知新报》,辟专栏介绍西洋医学:“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且骎骎乎进于道矣”。

2.因人而设、因人而废

零星出现在一些大城市的卫生机构,由于缺乏制度性约束,往往虚应故事、形同虚设,并未真正起到设立的初衷。上海“沪城坑厕,有设于要道而坑主又不肯雇人收拾,以致污秽不堪,行人每掩鼻而过,而善堂董事及垃圾局员,亦未有过而问者”;杭州同是一般,“(杭州)于上中下三城设立清道局三处,举办以来已及一年,大街之上固属清洁,而小巷之中堆积如故”。

不仅缺乏制度性约束,卫生机构的设立亦多半是地方大员的个人之举,往往因人而异、各自为政。许多机构、机制、规章因人而兴,又因人而废。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黄遵宪在陈宝箴支持下创设的湖南保卫局,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陈宝箴被革职,九月,保卫局便更名为保甲局,同年末,在慈禧太后的直接过问下即遭裁撤,前后维持不过半年光景。再如天津卫生局,在宣统二年(1910)亦因“事权、经费”等一再出现裁撤之议,只不过为突如其来的宣统鼠疫的重大疫情而搁置。如果说湖南保卫局、天津卫生局的置废还有不可掌控的政治缘由,那么在苏州锡类善堂形同虚设,因人而异的特征表露无遗。

“苏垣锡类善堂经费颇裕,本系掩埋暴露棺木之需,从前尤绅先甲办理时,极为注意,力加整顿,随派司事,遇有暴露棺木,即行掩埋,兹经某绅接办后,堂务日益废弛,现在草桥、言桥,均有暴露棺木,臭气熏蒸,各处亦数见不鲜,目下疫气未净,该堂置若罔闻,几同虚设云”。

(二)国家制度的构建

1.卫生行政上升为“国家行为”

图1是清代卫生行政机构引建图,图上可以清晰反映出清末卫生行政机构的引建过程。如图所示,有了天津卫生局施行地方卫生行政的肇端,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卫生科,隶属于巡警部下辖的警保司,主管考核医学学堂之设置,医生之考验给凭,并清道、检疫计划及审定一切卫生保健章程。光绪三十二年(1906),巡警部改称民政部,卫生科升级为卫生司,掌核办理防疫卫生、检查医药、设置病院各事,下设保健科、检疫科、方术科。卫生科(司)的设立,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制度性卫生行政的起步,卫生行政上升为“国家行为”。

当然,有了国家行为,地方便效而仿之。时人清晰地认识到“我国卫生机关之缺乏”和“卫生行政之亟宜扩张”[]的问题,因此一再出现卫生行政推广之议。如在浙江“卫生警察关系紧要,现就局内设立卫生一科,为卫生上之行政机关,配置清道处、施医院,分治其事,计共享巡官、医员、清书、巡警、夫役等一百四十八员,各月支经费洋银八百八十六元有零,并拟定简明办法章程,实行清洁街道、诊视贫民,暨注意检查食物水料、防疫种痘,一切保全公共之健康事件”。不过,卫生行政的真正推广则是在“宣统鼠疫”期间。

2.卫生行政推广的“鼠疫契机”

就在国家卫生行政机构设立不久,东北鼠疫疫信传来,为卫生行政的全国推广提供了契机。嗣后,在中央,清政府组织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该会于宣统三年(1911)4月3日至4月28日在奉天(今沈阳)召开,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34位正式代表参加,其间共举行大会24次,形成决议45项,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为此后的国际防疫合作奠定了基础。另外,清政府颁行中国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该章程包括6章18条,要求各省“嗣后遇有防疫事件,即行一体遵照,其各种规则,应由各该省督抚体察地方情形,临时斟酌办理”。至此,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在地方,经过清末东北大鼠疫的“洗礼”,许多地方“已设有卫生会,施舍药品,清理沟渠,均各定有章程,禀经立案,嗣后风气益开,文明日进,于民政卫生前途不无裨益”。例如防疫机构,仅在吉林一省,除设立吉林防疫总局外,在全省31个县(州、厅)设立地方防疫局,普及率超过八成。再如防疫规章,既有《火车防疫章程》《国际海港的检疫办法》等专门性行业规章,也有《检疫规则》《检疫章程》等综合性防疫法规;既有《为疫捐躯者之报酬》《严防时疫奖励捕鼠》等防疫奖惩机制,又有《出示防疫》《防疫会四言告示照录》等防疫公共告示。

不仅官方,在民间有一些卫生社团相继组建,为清代卫生防疫事业做出了贡献。如中国红十字会之始,创设于光绪三十年(1904)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该会以“医治战地因战被伤之战国及局外兵民,救护战地之无关战事因战被难人民”为己任,竭力救护被战、被灾、被疫的军士、百姓。除了这些,还有诸多具体而微的措施:例如为推行种痘防疫,普遍采用免费施种,为施种提供一定便利,部分地区则更加积极:福州开局种核“犹恐到局就种,或有未便之处,准其延请出门施种”,对“近者给夫轿价二百四十文,远在十里以内者,给夫轿价三百二十文”。这样的补贴之举,自然能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三、遗憾:公共卫生的开端与封建帝国的尾声

(一)公共卫生的开端

1.被迫亦可贵

清末,是改革变幻的时代,虽然这种“革”与“变”可能是被迫进行的,但移风易俗,殊为不易,“凡事图始甚难,而变数千年甚深之积习,则其事尤难”。不论是朝廷施政惯性,还是百姓日常习俗,都在艰难中变革。因为,“斯固我国今日所不易办到之事,而亦不可不设法,以期其有成者也”。

鸦片战争以后,以欧美、日本等为代表的“先进”西学如潮水般涌来,冲击了旧时代所固有的“传统”,中国开明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当此时期,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为代表的“西学东渐”大潮澎湃。其中,“医学救国”也是在此时兴起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标榜“科学、进步”的近代公共卫生体制随之裹挟而来。

2.开始即结束

中国近代卫生防疫事业的肇端即使从鸦片战争爆发算起(实际上滞后于此),至清王朝覆灭也仅有70年光景,这对于波谲云诡的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而言,实在是不短的时间,但在维持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国,仍不过是短暂一瞬。清政府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作为,大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而更多的则是清末十余年中发生的事。如表1中胪列的清代卫生防疫大事记,可以发现众多在中国近代具有开创之功的卫生防疫事业,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立的中国最早的种类意义上的卫生警察——卫生巡捕;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区域性防疫机构——北洋卫生局;宣统三年(1911)颁行的为警察依据行政法规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大清违警律草案》。

实际上,时人已认识到疫灾对公共卫生的促进作用,在一篇名为《鼠疫关系医学之进步》的报道中,作者颂曰:“天降疠殃,医学以昌,强我帝国,受福无疆”,不过作者同样不无遗憾地表达了“事属创始,未闻遽有成效也”[]的无奈之情。

(二)封建帝国的尾声

1.历史就此转向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是明清鼎革之际的华北大鼠疫加速了清王朝的开启,又是清末民初的东北大鼠疫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当清末东北鼠疫疫情肃清,全国卫生防疫事业取得可贵进步的时候,历史的车轮却就此转向,维持了268年封建统治的清王朝宣告终结。职是之故,清末逐渐完善的卫生行政机构、日益规范的卫生防疫规章,就此淹没在历史进程中。

无可否认,清末基于卫生防疫的种种作为,未能对频频大疫的流行有所改观,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历史不容忘却。当此时期,事关卫生防疫事业的种种形象,表露无遗。中央政府“自身难保、置身事外”;地方政府“以邻为壑、相互推诿”;殖民势力“无视民命、争权夺利”;社会精英“竭力鼓吹、难有作为”;民间百姓“不问医药、反事迷信”;传统医学“中医束手、西医奏功”;防疫机构“临事应急、经费紧张”;防疫规章“虚应故事、一纸具文”;新兴媒体“连篇累牍、大放厥词”。以上种种,在晚清卫生防疫事务中无不具显:

第一,各界参与,犹属地域有别、群体不一。在古代中国,救灾救荒本不是单一力量独立进行的事业,而是国家、地方、民间力量的共同参与,近代西方势力也加入其中,但特殊群体不配合的情况时有发生。“宣统鼠疫”期间,“国民军不受检疫,检疫员亦无可如何”;“北京防疫,有受检者,有不受检者,此皆视其门第之高下定,阶之大小以为衡”;“不论中外均须滞留五日,殊于外人交往不便,请饬该局嗣后遇有外国人行过该处通融办理”。可见,军队、官员、西人等特权阶层并不十分配合防疫、检疫,这给原本就十分严峻的防疫形势,带来了“雪上加霜”的打击。

第二,规制虽定,但多形同虚设、一纸具文。晚清政府虽做出种种努力,但推行状况存在明显差异性。许多制度颁行后,未能得到全面贯彻,成为一纸具文,甚至同一地区,实施效果也有好有坏,上述各地清洁局未能全面改善当地卫生环境即为例证。这既与政府机构管理方式、执行力度有关,也自有民间习俗相沿成风,移风易俗,殊为不易的原因。在垃圾清运、街道清洁方面,当局玩忽懈怠、百姓置若罔闻时有发生,中国于清理街道等事情视若具文。如在厦门“曾经将以上各事(按:指街道清洁)示禁,先数日民颇遵行,在后便视为具文,依然如旧”。

第三,机构粗创,仍为临时之设、临事之举。清政府公共卫生制度的引建都是晚近的事,甚至是清末十年才有的举动,卫生防疫是面对疫灾的“应激”行为,防疫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滞后性,同时又具有临时性,导致对疫情的控制与防范的力度大打折扣。“宣统鼠疫”期间,北京为防范疫灾,应急设立防疫局,并将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改作时疫医院。疫情得到控制后,又被立即裁撤,一直没有常设的疫病防治机构。对于这一问题,时人已有清楚认识:“我国各地方素无此项防疫医院,不能预筹防范,以致南北蔓延,一发而不可收拾,虽临时赶设防疫公所,筹办防疫事宜,然数十万生灵业已再生无术”。

2.疫灾仍在继续

清王朝终结了,代表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时代终结了,历史开启新纪元,历史虽然就此转向,但疫灾仍在继续。民国时期(1912-1949)的疫情一仍清代之旧,甚而愈加惨烈,其疫灾严重程度甚至为历代之最。历史具有承继性,清王朝虽然就此终结,但许多肇始于清末的卫生防疫举措并未完全湮废,或者说延续至民国时期的卫生防疫举措有其历史渊源。如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即在内务部下设卫生司,其下设四科并附卫生试验所和卫生陈列所两个直辖机关。此后中央卫生行政机构虽屡有变动,但始终流变有序。

对晚清的国家形象、政府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评价普遍不高。不过,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中也出现一些难能可贵的“异声”,这可以从部分当代学者的相关论述中得以窥见:祁美琴女士认为:“清代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人口、宗教、边疆、生态、城市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都需要追溯到清代去根由”。余新忠先生表明:“晚清对于近代身体的生成这一长期过程而言,仅是肇始时期,但却是一个从无到有、变化最为明显的时期,而且这一开端也基本奠定了后来的演变态势”。杜丽红女士称道:“20世纪初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北京城市社会生活的变动。事实上,无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悄然发生着本质性变化”。路彩霞女士亦称:“在断代史意义上的‘清末’,给人一副衰败的印象,一切行将就木;从近代化进程看,又是民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诸多制度的创建阶段”。

四、余论

虽然清代卫生防疫机制有种种不足,但事物总有其两面,在看到其不足时,还要看到其可取之处。在晚清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政府、民间对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努力、国家防疫检疫主权的抗争,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其功绩不容抹杀。晚清公共卫生的引入是在国家动荡的背景下登场的,无论动机如何(外交压力、政治需要、防疫手段),其起步之艰难、发展之曲折都是显见的,是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难能可贵的肇始。从国家到地方卫生机构的建立,从精英到民众卫生意识的崛起,似乎有效防疫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晚清各界的种种努力仍难挡晚清时期的汹汹大疫。

历史的车轮滚滚,一切盖棺论定。笔者无意于“企图为历史翻案”,同样无意于“一味于贬低历史”,只是在试图通过对清代尤其是近代卫生防疫的流变与播迁的讨论,以“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视角揭开疫灾应对的历史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