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文果:抗战时期坚守南通的“魏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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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文果:抗战时期坚守南通的“魏特琳”

2020年02月13日 04:33:15
来源:孟话历史

朱江 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1937年8月17日,日本飞机轰炸南通基督医院,使之成为一片废墟,造成包括医师、护士、工友、病员和避难者在内的二十四人罹难。次年3月17日,日军占领南通。有一位名叫麦文果(Vincoe Mushrush)的美国女士,坚持留在战火中的南通,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竭尽全力帮助苦难中的南通人民,用她细腻的笔触向外界传递南通的消息,也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详尽的史料。对抗战初期的南通而言,麦文果堪称南京魏特琳式的人物,值得南通人民永远铭记。

救助伤员

麦文果1906年3月18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劳伦斯县(Lawrence County),高中毕业以后,麦文果先是进入怀俄明大学接受师范教育,后入华盛顿大学学习公共健康护理。她曾在怀俄明一所乡村学校任教两年,后来在丹佛的长老会医院护士学校就读,并在圣路易斯的医院里短期进修。1934年,她被美国红十字会派到密苏里州担任了一年的乡村保健护士,在此之前,她一直在圣路易斯从事护理服务。1935年受基督会的派遣来华,9月7日麦文果告别亲友,坐船来中国。先在北平学习了一年中文,然后来到南通基督医院(南通第一人民医院前身)担任护士。该院是基督会在华设立的设备最佳的医院,设病床一百张,工作人员近六十人,其中美籍医护人员七名,中国医师五名,护士十一名,护生三十名,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化验科、药房、X光室、事务科。

麦文果来南通不久,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旋即8月13日淞沪抗战打响。四天之后的8月17日,南通基督医院就遭遇日机轰炸。

1937年8月17日,日机轰炸后的病房楼。

麦文果与南希·傅汝爱(Nancy A.Fry)是当时现场仅有的两个美籍医护人员,他们立即组织了员工抢救伤员和受困人员,四十余人被从大火中救出。1937年11月,麦文果在美国《世界召唤》杂志上发表《轰炸南通州》一文,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突然听到飞机再次来了,几乎同时听到爆炸声,破碎的窗户玻璃从头顶掠过。我向外看浓烟四起,分辨不出炸弹落下的具体位置。我第一个念头是要让护理人员镇定下来,傅汝爱一个人肯定会有困难,而且受伤的人们会涌向医院。我迅速套上护士服,边走边将衣扣扣上。突然我听到俞师傅大喊“医院着火了”,我以最快的速度奔跑着,白杨道路上到处是被炸断的树枝,跨越树枝过程中我的腿被割破了,但我继续奔跑。

医院的西北角处于熊熊的火焰之中。我穿过树篱来到医院南边,许多人都聚集在门房那里。有一位脊柱结核的病人躺在病房楼附近的地上,我用双手将他托起,艰难地向前走了几步。然后我将一个背部受伤的实习护生扶了出来。一个男病人从二楼跳下来,周牧师和其他一些人冒着危险帮助我一起将他接住,避免他受伤。

在二楼的屋顶,眼看着火焰离自己越来越近,一个绑着石膏的小男孩无助地蜷缩在楼顶,绝望地啼哭。我让他跳下来,但他受了惊吓,根本就不能动弹。一位工友拿来梯子试图爬上去救他,但梯子和男孩之间的墙体摇摇欲坠,他只好止步。此时我义无反顾地爬了上去,救下了小男孩,如果不这样做,小孩的哭声将一直萦绕在我耳边,使我永远不能安睡。还好我没有因此而被火烤焦。

麦文果的勇敢举动,深深地烙在人们的记忆里。198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基督医院当年幸存的医护人员聚会座谈,顾念祖、林弥励、汪东来等人还清晰地回忆了当年的一幕。而麦文果发表于美国亚细亚杂志上的《基督医院是怎样被炸的》一文中,对此是这样评述的:“我因为幼年的时代在农村里,时常上下于积谷仓的楼梯,所以敏捷地爬上了梯子,而且通过了那一段看来难于通过的路。我终于将小孩抱了下来,而他一点儿也没有受到火的伤害。”

麦文果在193716-1 麦文果在1937年11月《世界召唤》上发表的《轰炸南通州》,右上为麦文果。

组织善后

基督医院遭轰炸后,医护人员迅速展开自救,有效地减少了伤亡。南通县长、警察、救火队都迅速来到了现场。许多市民也在第一时间赶来救援。在警察的协助下,医院分别给在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和基督会中国总部,在庐山的医院管理人员及美国驻沪总领馆拍了电报。由于当时淞沪抗战正在惨烈地进行中,这些电报无一例外被延搁了,因此无法接受到任何来自外界的帮助。麦文果和傅汝爱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当地官员和有关机构的支持下,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善后工作:

遇难人员的后事。医院被炸死的人员,列成一表公布于大门外,死者的家属纷纷到医院内认领尸体、遗骨、遗物。所有的尸体都被收敛放进棺材,包括无人认领的尸体。为纪念死难者,后来在陈家小园建立了公墓并立了石碑。

与银行协商取钱。轰炸发生时,会计都在外地休假,麦文果和傅汝爱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又迫切需要现金用于支付当月的员工薪水,给医院的护士、病人家属、美国驻沪总领馆等处的电报费,遣散护士的费用。轰炸后的两三天,麦文果和傅汝爱寻求南通县法官的支持,筹集一千五百美元费用。法官表示可以借给他们这笔钱。麦文果拿出从医院院长海格门的办公室找到的,于轰炸前几天银行送来的对账单,询问能否把对账单作为抵押,从银行取钱。法官于是打电话跟银行协商,取得银行的同意。在约定的日子,傅汝爱和麦文果到银行取到了钱,回家的路上警报声响起,麦文果躲在灌木丛下,身体紧紧地压住钱包,直到警报解除。这些钱解了燃眉之急。

南通基督医院门房

海格门在轰炸后十天左右赶回南通,他找来老工友顾长林,南通警察局联系到一艘小火轮,在8月底的一天早晨将傅汝爱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送往镇江,然后乘火车到南京。随后傅汝爱一行辗转到达庐山。9月16日海格门也离开了南通。

独自留守

麦文果在人员遣散的最后时刻决定留在南通,她觉得南通是她的岗位所在。傅汝爱回忆道:“无论别人如何劝说,告诉她可能遇到的危险,但麦文果感到自己有义务留在那里为南通人服务。”1937年8月31日海格门写给基督会财务总管马轲的信中说:“麦文果决定此时在南通待一段时间,看看通过红十字会的方式能否做点事情,既然这是医生和护士的特权,请不要为我们担心,如果我们无法作出贡献,我们会撤离的。我们无须别人为此担当责任。”成千上万的士兵拥进南通城,每个人都说这座城市很有可能再次被轰炸,沿江则有军舰出没,而日本军舰与飞机不时滋扰南通。1938年3月4日她在给院长施保罗的信中说:“我独自在这儿差不多已经六个月了。我还不能过上有规律的生活,因为飞机和大炮近在咫尺,常使我们感到分心。但是我感觉我的存在比我能够做的影响更大,因为我没有特殊的能力。”

麦文果的存在决不是她的存在本身。1939年南通基督医院工作报告提到:“在其他传教士转移到别处服务后,麦文果选择了依然留在南通自己的家中,做她所能做的一切。她承担起一位受伤医生(指基督医院被炸时头部受重伤的王道炜——作者注)的护理工作,这位医生不幸死后,她学习汉语,并负责管理教会的财产。”在护士王祥宝的帮助下,尽其所能医治病员。1937年11月3日,麦文果在给马轲的信中写道:为救治一名十岁的伤寒病人,麦文果从医院的废墟中寻觅医疗设备,在她住所的底楼设立临时隔离病房,夜以继日地陪护小孩。别人劝她,让孩子的父母留下来陪护,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而不必亲自看护。麦文果坚持,护理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范,并建立良好的行为习惯,并说必须在疾患达到高峰之前摸清病情,形成护理常规,否则的话孩子就绝无可能脱离险境。放弃一个晚上,将会前功尽弃。这位小病人在麦文果的精心护理下康复了。1938年的复活节,麦文果在战火中还举办了一个有大概八十名儿童参加的派对,这个孩子还在其中扮演了兔子。麦文果在该信中还告诉马轲,那一周她外出为四名皮肤病人换药膏和绷带,护理在轰炸中受伤的职工李琴发炎的伤口,准备为厨师俞师傅的妻子接生,等等。

南通基督医院厨房

机缘巧合的是,麦文果在密苏里州工作的时候,曾经研读过《护士独当一面工作》;而在哈特福德,又学过传教卫生学的课程,这门课程涉及,在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里,当医生在几英里之外,而此时护士是唯一受过培训的人,要直接面对病患和她服务的社区,该如何处置。似乎是感觉到不远的将来会独自面对困境,麦文果将所有教学讲义带在身边。这些讲义就相当于医生的日常医嘱,非常实用。以前她听中国人嘀咕:“一个不会医疗的外国人,到家里来有什么用?”而如今人们热切地期盼她——“你能到我家来吗?”

当麦文果在美国学习护理的时候,有一次同学们谈起遇到紧急状况该如何处理的问题。有个同学问大家:“观摩过那么多手术室里的手术后,你们觉得自己能完成一次手术吗?”另一个同学面露惧色地答道:“不行,肯定不行!”第三个说:“假设你是在非洲丛林的腹地,周围没有任何医生,而且病人不动手术就会死,你会放手一试吗?”对此,麦文果印象深刻,她一直没有忘记这次谈话。而南通的经历很快提供给她一次实践的机会。这段时间的医护工作,为麦文果日后处理大量遭受日军摧残的中国平民客观上奠定了技术基础。

忍受孤寂

独自留守的最初六个月,相比后来日军占领的日子,危机四伏中的表面却显出难得的宁静。麦文果度过了平生第一个没有取暖炉的冬天,用意志力忍受食物的缺乏和单调。常常因为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而窘迫不已,手上不超过五美元是家常便饭。夜晚独自居住,四下清寂,乃至憎恨自己上楼时的脚步声。

然而麦文果此时显示了她天性乐观的一面。她认为,生活如果失去了目标将会毫无意义。她以基督徒的博爱和信念以及对南通人民的情感支撑着前行。白天除了护理和教会的工作外,她把大量时间用在开设英语课以及自己学习汉语上。1938年3月4日给施保罗的信里说:“上个月由于学校依然停课,学生们无所事事,我开始教他们英语。一开始有一百多个学生报名,开课后,有三十五个学生继续在放学后学习。我的语言能力提升到可以阅读《圣经》,唱赞美诗并祷告。我多希望我的语言能力更强一点,也希望南通话不要那么拗口。可是我爱南通所有这一切。”她还告诉施保罗:“可是我身体尚好。今年春天,我打了几次网球,并经常骑自行车锻炼。”

在那清苦的岁月里,写信(作)成为她排遣寂寞的一个途径,美国基督会保存着麦文果当年的许多信件。她向远方的同事和亲朋述说着南通发生的一切,她的文笔清新隽永,信中看不到任何失落和颓唐,她敏锐地观察到南通社会和民众的丝丝进步并为此高兴,她为自己能渐渐融入南通百姓并为之作贡献而欣慰。她的信件成为外界知悉南通情形的重要手段,她在《世界召唤》1938年2月17日发表的一组南通基督医院轰炸前后的照片,今天看来弥足珍贵。

阅读来信对麦文果来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战事使邮路不太顺畅,有时好久才能盼到一封来信,她会欣喜若狂,反复地阅读。上文提到的给施保罗的信里开头就提到:“你用了那么多的溢美之词夸奖我。哪怕是一封信,此刻我也非常迫切地需要。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总部经济上、精神上的支持以及深深的友情。战争已经持续了数月,我一直在琢磨你们在想什么。我们会坚守到最后,因为有你们的心和我们在一起。”

南通基督医院病房楼

基督会的同仁挂念着麦文果,既为她的镇定、勇气和奉献精神而骄傲,也为她的安危而祈祷,想了很多办法让她离开南通,一度准备调麦文果到合肥去。麦文果1937年10月10日、11月3日给施保罗的信里,表达了继续坚守南通的意愿。南通人对麦文果的认同也是她不忍离去的原因。按照南通警察局洪局长的话,麦文果已是“半个美国人半个中国人”,11月1日,洪局长在一次聚会上动情地说:“也许人们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洋人有那么重要。此刻你知道,南通是长江航运的要道。在飞机轰炸的时候,许多人建议放弃镇江以下的地区。我们至今留在南通这里,并维持秩序,因此英国货船才有可能顺利地通过这里的河道。有一天,有人曾经动议过向乡下撤退的事,有七八个人认为那是最明智的事情。我对他们说:如果麦小姐,一个洋人和女子,都不怕单独留下来,你们怎么可以想到要撤退之类的事儿?”

救济难民

南通基督医院1939年的年度报告中记述:“在长江下游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军队转移了,南通城变得非常安静。在(日本)军队推进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避难到附近乡下或向西更远的地方。” 1938年3月17日,日军占领南通。南通江面开阔,日军几乎没有受到抵抗。一队日军士兵从基督医院和崇英女中旁边的马路经过,麦文果站在紧张的勤杂人员身边,轻声鼓励他们。这天清晨,麦文果打开了教会属地的大门,好让占领军清楚地看到,除了星条旗在基督医院的废墟上飘扬外,还有一个美国公民在此。崇英女中位于基督医院的西边,与基督医院只隔了一条马路,其大门朝东面向基督医院。很快,来了三个会讲英语的日军士兵,他们带来了一道命令,就是“美国代表”应当向日军司令官报告。麦文果拒绝了。她认为街上太不安全了,但她可以在自己的家里接待日军司令官。随后一名气急败坏的日本军官骑着马赶了过来,当他看到“美国代表”是一位瘦削的年轻女子时,不禁感到惊讶。

“我非常为你担心”,日军军官对麦文果说,“难道你不知道日军占领一座城市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麦文果告诉他,她希望自己听到的消息只是流言,希望日军司令员真能管好自己的部下。她又带那位军官进了院子,让他看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医院,并在一个可怕的弹坑旁站定了。

军官很震惊,轰炸发生时麦文果居然在现场。

他问道:“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不离开?”

“长官,一个战士应该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麦文果答道,“美国基督会派我来这里传播福音,留下便是我的职责。”

军官答应保护麦文果,他在大门上张贴告示,不许士兵进入,还派士兵在教会财产四周设立警戒线进行保护。

病房楼远眺

对于麦文果这位美国传道士,占领南通的四百名日本士兵有所顾忌,也没敢轻举妄动教会的财产。麦文果明确地告诉日本军官,不管发生什么,她都要呆在这里。麦文果的特殊身份,使教会的房舍很快成为诺亚方舟。

第二天,就有一位腿部受伤、疑是骨折的伤员找到了麦文果,请求她救治:“我们跑遍了城里的每一家医院,连一位医生都没有碰到过。如果你不能救命,那就再也没有人能够疗伤了。”这拉开了麦文果持续到1939年初的救济难民的帷幕。很快,为躲避战火,免遭屠杀和强奸,大概二百名南通城内外的老百姓(绝大部分是妇女)涌进了教会开办的崇英女中,一个难民营形成了。

崇英女中校门

最初难民可以自己解决吃饭问题,麦文果只是提供一个安全的庇护的地方。但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日军的烧杀使受伤的平民越来越多,4月,麦文果收治了四百多名伤病员。日军在医院附近的大码头烧毁仓库和周围民房,被打伤以及无家可归者纷纷到医院和崇英女中避难,学校教室和走廊全被住满,麦文果所住的二层小楼所有房间都已经挤满了伤员,连她自己的卧室也让了出来,搬到门廊暂住。麦文果倾其全力,还请来护士潘凤鸣、陈淑瑾帮助工作。麦文果将自己的蚊帐、被面撕成布条蒸煮后权作绷带用。在4月30日的信中,麦文果这样描述她的近况:“最近南通就像人间地狱。从早上6点我匆忙穿上护士服的那一刻,一直到晚上10点或11点左右才脱下它,然后倒头就睡。我一直都在忙个不停。这个月,我护理了四位伤员——都是枪伤,另外还接收了一个产妇。而昨天来了个可怕的烧伤病人,是那些暴徒干的。陪护的人手持一支蜡烛,可以看到她的胸部和腹部、臀部和腿部被烧焦了。此恐怖景象足够糟糕,此焦味令人难受。想到如此残忍,我几乎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晚上当我完成最后一次包扎之后,只喝了一点汤,就尽快上了床,不顾一切地睡去。中国军队已经进入城里,而我们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能听见枪炮声。今天,从间歇性升腾的黑色烟雾的数量判断,又有许多房子起火了。”信里还提到了经济上的窘迫:“我身边只有四十美元,而我的燃煤,厨师说,只够维持三周时间。有病人上门求医,你知道,我是不会将他们拒于门外的。”但麦文果的坚毅依旧:“在这中国事变的岁月里,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还没有先例。作为南通唯一的上帝派来的目击者,我必须直面这些灾难中的中国人的哭泣的请求,努力保持谨慎和理性,等待事态的发展。我也每天为美国和中国的同事祈祷。”

艰难时期

1938年5月初,日军对南通的游击队展开了“扫荡”,中国军队针锋相对,奋起抵抗,这场发生在南通城郊的战斗至少持续到5月17日。恼羞成怒的日军出于报复,在南通近郊成片地焚烧民房,当房屋里的老百姓逃命时,日军肆意地用机关枪扫射。城里大部分的店铺被迫开门,如果不这样,日军会朝该店开枪。有日军士兵因为敲诈勒索和强奸妇女,被愤怒的人们暗杀,参与的人中有一位姓王,结果许多人被抓后不经任何程序就被杀害,原因仅仅因为他们姓王。

日军在南通。

在麦文果1938年5月16日在给马轲的信中,是这样冷静地描述这一时期南通在日寇蹂躏下的情形:

5月3日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子。枪击声开始在西门以外地区响起。一个又一个严重受伤的病人被送上门来。我先让他们躺在各自的担架上并安排在前门廊和院子里,一直到在二楼的三间屋子里挤进十五张病床才安排妥当。你能相信这个房子竟然容纳这么多人吗?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没有人因流血过多而死。其中一个胸部受伤者,伴随着每一次呼吸,血就汩汩地流出来,依靠吗啡止疼,而现在他慢慢地从死神边挣脱过来。此刻,我们要做的就是与感染作斗争。有一个妇女,是个吸毒上瘾和肺结核病患者,她臀部的伤势非常严重。其他病员或是被从家里抬来再抬回去,或是自己走过来,而我们则给他们敷裹伤口。

5月5日,施保罗和海格门住宅北面的那些矮小的农舍被纵火焚烧。我透过二楼的窗户,情形看得真真切切,而农民们凄惨的“哎呀”的呼号声听得一清二楚。我听到机关枪声,那些试图奔向我们院子的人们被扫射。工友打开大门,我走了过去,大约二百名妇女和儿童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男人,挤进我们院子里,战悚着,哭啼着。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自己站在那里的意义。“为这个地方,脱下你们的鞋,因为你们的足下,此刻是圣地。”我多么希望,那些捐钱维持南通教会的人能够看到,在这可怕的日子,他们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

昨天,一把机枪架在崇英女中的门口。我先后用中文和英文让他们走开。见他们不肯,我就索性坐在校门外的石凳上,监视他们,直到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的光景,他们才动身走开。约1点半的时候,一辆卡车停在门前,八个士兵冲了进来,在对站在大门附近的几个人进行搜身之后,抓住一个刚买了米的男子,说他脸上极其恐惧的神情表明他是个坏人。我听见他们进门来的声音,就尽力飞快地奔跑过去,却只看到卡车起动离去。他们没有得到我的许可,就擅自闯了进来。我今天写信将这些事报告给了美国驻沪领事馆。

5月初的经历让麦文果刻骨铭心,以至于在6月2日写信给马轲时,依旧提到了这些事,也提供了更多细节:“我依然不能忘怀5月3日,接踵而至的伤员躺在屋前走廊上和庭院内的担架上,我迅速包扎和止血,几乎喘不过气来,到处是血,我的鞋子被血污染,双手被血浸湿,气息使人窒息。终于不再有伤员被送来,我们在屋里架起了病床,把伤员移到病床上。那夜感觉如此漫长,一直到次日的下午我才缓过劲来。然后到了5日那天,农民的茅屋被点燃,人们一边逃跑一边大声叫喊,而机关枪撂倒了奔跑的人,当我看到在日军机枪下劫后余生的小部分幸存者,来到我们这里避难无助地哭泣时,心中念叨两个事情来保持自身的理智:上帝也不会离开南通,他承受的苦难远远超过我所承担的,他与南通人民同担苦难;而此时我的存在、我的观察与作为,多少能对南通人民有所帮助。”

大量难民的涌入使麦文果在经济上几乎陷于绝境,当时她已经无法从南京基督会总部取得款项,倾其所有才七美元。麦文果还拿出三十美分资助一名家庭衣食无着的先前的实习护士,这些钱可以买到几天果腹的粮食。按照麦文果后来撰写的《一艘搁浅的船重新起航》里的讲法,这时候的难民营就像一条船破碎了,搁浅在干枯的河床上。

日军占领后的南通南门,上有抗日宣传标语。

基督红十字会

这时“船”突然启动了,尽管还在那血迹斑斑的焦土样的干枯河床上。麦文果1938年12月20日在给朋友的信里回忆道:“病人和难民的口粮、衣服和药品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微薄资金能支撑的范围。就在我们用完最后一块纱布的时候,收到了来自一位邻居的礼物。与此同时还有人送来两大驮稻米。然后又有纱布和稻米送在我们应接不暇的时候,那些伸出援助之手的人提出来:“要开展工作的话,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我们是否把这个组织叫做南通基督红十字会?’”

基督医院1939年的年度报告称:“许多受伤者来到麦文果小姐处寻求治疗。她敞开家门,接纳了那些不能行动或无处安身的人,并照料所有来到她家的人。那时住在城里的一位当地中国医生和一位男护士也帮助做了一些医疗护理工作。当时一个红十字组织建立起来,并设有医疗委员会,其会长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油商,他慷慨捐赠财物以帮助自己的同胞。在此之前,麦文果小姐使用自家一切可用的东西,竭尽其能来照顾这些伤病员。麦小姐报告了从1938.3—1939.1.1这段时间的工作:收治住院病人89个,门诊病人3471个,并提供医疗服务总计17050人次。”而徐文启在1947年中华基督会特刊上发表的文章讲:“一九三八年三月,敌军复在南通登陆,任意屠杀,居民房屋或被焚毁,无家可归者,状至可悯。斯时麦文果小姐,适留通看守教会房屋,目睹惨状,乃毅然与敌周旋,纠请地方绅士,汪志培、汪国华、周楚秋、保祖培等商讨救济办法,始有基督红十字会成立焉。视居民留离失所者,设难民区以安居之;采办粮食,设赈济部以救济之;儿童失学者,设儿童部以教育之;疾病无力医治者,设医务部以诊疗之。”据记载,该会先后在城西地区募到大米一百余担,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联系,得到医药、麦片等救济物资,为受难者服务。

南通基督医院的男护士宿舍

麦文果本人的记述更生动,在《一艘搁浅的船重新起航》里,她是这样讲到事情的由来:“一些当地好心肠的非基督徒想帮助我们,提议建立一个组织,在此基础上他们出钱出力,协助我手上的工作。他们推举我为主席,并取名‘南通基督红十字会’。他们的目的是以基督的精神来帮助那些穷人。在三十名全职员工里只有五人是基督徒,其中三人来自本地教堂。难民营经常有五百余人在避难,八个月间平均每月376人,平均每月赈济2607人。”

麦文果与南通的士绅一起建造了诺亚方舟,为尽可能多的战火中的南通民众遮风挡雨,基督会在一篇名为《困境中的济世》的评论文章中,高度赞赏了由基督会派遣,日军占领时期不畏强暴、义无反顾地设立安全区、拯救难民的麦文果、贝德士、史迈士、麦卡伦和魏特琳等人。

病人离开医院

心系南通

1939年基督医院护士学校也恢复了,麦文果负责对学生的培训,几名护士的快速成长,也是这一年里麦文果值得欣慰的一件事。这年的秋天,麦文果去了芜湖。在那里她在为基督会服务的同时,还协助卫理公会的工作。麦文果在芜湖待到1940年6月,然后回到美国休假,并在华盛顿大学取得理学士学位。1940年底,麦文果自愿加入了美国陆军护士队,在军营里她从事了各项卫生工作。1944年6月6日,盟军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六周以后,麦文果随部队在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登陆,在前沿阵地的流动医院工作,先后辗转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并获得了四枚勋章。

南通基督医院的中国医生宿舍

1941年8月23日,美国《莫伯利观察报》刊登了美联社记者的文章《前莫伯利护士历经轰炸和刺刀在中国战争中幸存,现在美国服役》,介绍了麦文果在中国的经历。在《拒绝离开》一节里,这样讲述麦文果的留守:

日本军官们建议麦文果离开南通,麦文果一步也不退让,坚持说:“这是美国财产,我是美国公民,我有我的工作要做。”

“他们显然认为我是一名间谍,”麦文果回忆说,“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我对我的工作的态度。”

而在《其他“小事”》这节里,记载了麦文果与试图闯入的日军的对峙:

总有些“小事”干扰正常的工作,麦文果如此回忆道。

有一天,一个醉醺醺的日本士兵来到她家,坚持要进去和她喝杯茶。麦文果断然拒绝,日本士兵拔出刺刀,朝她刺去,她抄起一根木棍。

“当时真的不算太危险,”她说,“我的木棍比那刺刀长呢。”

士兵见状离开了。

还有一次来了两个士兵,要求检查麦文果家。他们拿着带刺刀的步枪,麦文果拦住他们的去路,他们便把刺刀抵在麦文果的身上。

“我一点都不让步,”她回忆说,“很明显,他们觉得除了杀了我以外,别无他法,而这样做他们担心会有麻烦。”

于是这两个士兵也走了。

“不,那些时候一点儿都没有特别的害怕,但事情过去之后我的确感到有点累。”麦文果解释道。至今她还想着要回中国。

1997年6月27日,麦文果去世,6月30日以美国陆军上尉的身份,葬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谢里丹路2900号的杰斐逊兵营国家公墓,墓地编号:YY O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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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8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