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二级上将卫立煌是辽沈战役最大的“卧底”？

卫立煌的一生就是一个谜。

青年时期他曾在孙中山广州大本营担任警卫，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师长，第十九军副军长，徐州戒严司令，首都卫戍副司令，第八军军长等职。

抗战时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歼敌数万，如果不是刘峙在河北大溃退，使得娘子关门户大开，也许会取得忻口大捷也未可知。但忻口战役毕竟是个不战而败的战役。1943年他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远征缅甸，取得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胜仗，该战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成果辉煌。史迪威在其回忆录中，称他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他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共称为蒋介石的五虎将，但其他四将都是空有其名，只有卫是名副其实的虎将，但恰恰是这员虎将最不为蒋信任。

关于卫立煌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多年来说法不一。有史料分析，卫立煌在粤军第二军时，蒋介石任参谋长。在粤军里，他们都属于非广东籍人士，属于被排挤的对象，这种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1925年8月，许崇智参与刺杀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蒋介石正是在卫立煌的大力协助下，解除了许崇智的武装。孙中山去世后，由于卫立煌不是浙江人也不属于黄埔系，所以也一直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只是蒋嫡系中的“杂牌”，两人由此产生隔阂。尽管战功显赫，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并称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但卫立煌并未获得实权高官。甚至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蒋介石就一直派特务监视卫立煌，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

蒋介石开始派特务真正监视卫立煌是在抗战期间。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改变，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1938年，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与共产党一起合作抗日，随着接触的增多，他们的关系逐渐紧密起来。

1938年4月，卫立煌去西安开会，中途访问了延安，并拜会了毛泽东。他是第一个到达延安访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当时延安组织了相当长的队伍夹道欢迎，沿途还张贴着‘欢迎卫总司令到延安’等标语。毛主席亲自接待，数次面谈。毛泽东还特批50多元钱，请卫立煌吃饭。。

此后，卫立煌在洛阳期间，从1939年至1941年的3年中，与毛泽东往来电报60多封，一起探讨抗战与革命的理论和战略。

1947年8月初，蒋介石派陈诚秘密赴沈阳，接替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10月，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先后消灭陈诚部10万多人。1948年元月6日一夜之间，陈诚的新五军，遭到解放军的奇袭，消灭殆尽。陈诚只得自认指挥无方。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去东北挽回大局。

但在辽沈战役期间，卫立煌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蒋介石的命令：一是拒绝把主力军队从沈阳迁移到锦州；二是拒绝率领主力兵队出沈阳救援锦州；三是坚守沈阳决绝营救廖耀湘兵团。

卫立煌之所以三番五次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归根结底就是害怕承担责任。而蒋介石屡次以口令的形式发布命令来取代纸质发布，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不过，假如当时卫立煌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出兵，结果却得个两头空，那时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1947年底，国民党军在东北屡遭惨败，蒋介石打电话给正在法国的卫立煌，令其回国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卫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通过苏联驻法大使馆打电报同延安商量，延安给了比较灵活的复电，让他“相机行事”。卫立煌表示：“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蒋介石本希望借助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救东北败局，但他根本没有料到，卫立煌已经不是原来的卫立煌了。

卫立煌到东北后，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如何告急，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他总是驻守原地，拒不出战，同时收揽人心，整修工事。他的貌似积极备战，颇能掩入耳目。卫立煌常对周围人说：“共军擅长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中其圈套，只有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变化。”他的这种“静待时机”的僵持状况一直持续到辽沈战役开始。

战役打响后，蒋介石让卫立煌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立煌却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执行蒋的命令。同时强令手下要稳扎稳打，不要做无益的牺牲，对于廖耀湘装甲兵团的燃料弹药供应，不准超过一星期，造成行动迟缓的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战后国民党在总结辽沈战役失败原因时，认为“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由于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13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

内战中，卫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并利用其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泡汤，在战争关键时期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1947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蒋介石于26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淮海战役，蒋军一败涂地。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卫立煌携家属逃到香港。闻新中国成立，卫立煌不胜喜悦，于10月3日即亲笔拟就致毛主席并朱总司令、周总理的贺电。电文是：

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致贺忱！

煌十月江电

1955年3月，卫立煌拒绝了国民党让他去台湾的安排，从香港回到北京。他是从海外归来的官职最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卫立煌弃蒋倾共的真实内情，一直受到史学爱好者关注。其1955年3月17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中阐述得非常明了，其中写道：“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五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敌，故凡八路军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招蒋介石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诬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我同蒋介石共事30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