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上海人捐的救国钱哪里去了?贪污案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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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上海人捐的救国钱哪里去了?贪污案是否属实

2020年02月01日 23:14:12
来源:历史研习社

原题:上海人捐的救国钱哪里去了?

1933年7月,“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近两年,虽然东北已经成为日本的占领区,但活跃在白山黑水上的义勇军和无数流入关内的东北难民依旧吸引着全国的目光。而 在“江桥抗战”中一举成名的马占山将军, 堪称 东北第一号的抗日英雄 ,上海人民对马占山表示了热烈欢迎。

7月12日,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总工会、市民联合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等200多个团体召开 “上海市各团体欢迎抗日英雄大会”。 会上,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东北义勇军高级将领均发表讲话,报告抗日经过,大家都感到这是一次 奋进 的大会,一次 团结 的大会,一次 胜利 的大会。

但就在众人共诉爱国之心、商讨救国大业之时,马占山无意中透露出的所收捐款数额却令众人震惊。马占山宣称,义勇军仅收到上海各界捐款 140余万元 。之后,他又公布了收到的捐款详数,仅为 171.3万余元!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上海各界舆论哗然。要知道,传闻中上海市民的捐款数额有 二、三千万元! 那么马占山只收到了区区的171.3万余元?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马占山

一、国民政府介入调查

上海的报界最先行动起来,《时代日报》、《东方日报》、《明星日报》、《大晶报》等联合发布了 《为唤起各界注意并贡献清查抗日义捐意见启事》 ,启事声称:各界人士义捐总数达二三千万元,马占山到沪时声称只收得140余万元,呼吁组织抗日义捐民众共同清查委员会,并动员民众检举揭发捐款中的可疑之事。

同日,上海市商会、总工会、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等十余团体也发起了“上海各界清查救国捐款委员会”,专门负责清查捐款。又致电南京中央党部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要求政府令上海特区法院监察处彻查后援会收支爱国捐款账目,电报称:

窃查,海内外各埠援助东北义勇军者,总数当不下二、三千万元之巨。近据东北义勇军主要部队所公布收到之捐款帐目看,与捐款总额相差何止什九。夫义勇军喋血国门,固为当时国家一线命脉,沂系令之侵吞盗取捐款者,又何异乎断送国家之罪人?属会等均合法民众团体,则对于捐自民众之款项当有清查之责,是以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从事于清查事宜。虽然民众团体之清查仅足以表示社会之义愤,社会之制裁,犹未发挥国家纲纪,国法之权威也。且焉以同属民众团体,故其权能殊鲜,收效自亦有限。补助之道,唯有于厉行社会制裁外,同时仰赖国家发挥其绝对之权威,厉行司法之彻查也。

要求查明真相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国民政府接受清查委员会之要求,立即对后援会立案审查。7月16日,何应钦派人到沪,要求根据签订《塘沽协定》有关条款规定,后援会立即停止活动。9月4日,汪精卫谕军政部次长陈仪、财政部次长邹琳前往查账。

同时,上海各界清查救国捐款委员会也积极展开了工作。清查会成立之初便设有审核科,由当时有名的沪上会计师何元明、王海帆负责。之后,为开展清查工作,又成立审核专门委员会,并推举奚玉书、陆兆祚、潘启章、谢霖、秦开、江万平、俞希稷、李文杰、夏孙焕九名会计师为审核专门委员会委员。会计师成为当时负责清查工作的核心和骨干。

▲报纸上沪人慰劳前线

二、究竟谁敢贪污

调查的主要对象是 慈善家朱庆澜和会计师潘序伦

朱庆澜,生于1874年,曾入赵尔巽幕,出任凤凰、安东知县,民国时期先后出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黑龙江省将军、广东省长等职,1922年曾应张作霖之邀返东北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颇有政声。1925年辞职后,全心从事慈善救济与抗日救亡事业。1933年时,他正任东北难民救济协会的理事长和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的会长,上海有些慈善团体的捐款便由他转汇东北。

潘序伦则是当时有名的会计学家,出生于1893年,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会计学科,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27年,创办了后来改称立信会计事务所的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此外,他还是当时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官。当时上海慈善团体的大部分抗日捐款账目审核便由他及他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承担。

这两位都是在专业领域和政界之中享有极大声誉之人,对于社会各界的诘问,表现出了高度的配合。

朱庆澜针对清查委员会及社会舆论的指责和揭发,立即指示救济协会、后援会有关人员清理账目,接着向南京政府行政院送交了救济协会、后援会有关收入款项的申明书。8月15日,致国民党行政院要求 “指派公正大员彻底密核,公布结果,以昭大信”。 又在《申报》上公开发布启事,声明: “他方捐马之款,有无多少,非庆澜所知,就庆澜经收者无不照转,有银行汇单及收据可查。”

潘序伦也多次致函清查会,表示 “序伦为欲维持一般社会及个人职业上之信用起见,自始即力主清查,以昭实在” 。

▲朱庆澜

三、究竟捐了多少?

这桩贪污案是否属实 ,关键便在于外界所传之二、三千万之说是否确实。如果没有那么多钱,则根本不存在贪污的可能。

8月23日,潘序伦应清查会质询,将所经手审核的包括《生活周刊》社、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东北难民救济协会、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上海地方维持会救济组、上海地方维持会救国捐等七家慈善团体所收捐款出具证明书及说明书,登载各报,并印发 《征信录》

由于上述慈善团体已聘请过著名的会计师查账,并出具过查账证明书,无需再由其他会计师再查。 只有 辽吉黑热义勇军后援会将账目交给了清查会 ,清查会审核专门委员会派奚玉书、李文杰两会计师审查,审查结果也是 “该会收付账目足以表明真实情形”。

之后, 潘序伦又为消除社会误解 ,维持各慈善团体及会计师信用,将潘序伦及本所查核的各慈善团体账目及证明书悉数刊登于《立信会计季刊》1934年第2卷第3期上,并特别说明:

“今借本刊篇幅,将本所单独或会同其他会计师或由潘主任以私人名义,经手查核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捐款账目说明书及报告书,一一载出,俾各界得以彻底明瞭救国捐款真相,社会信用不致因无稽之流言而毁坏焉。”

这份《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捐款查账说明书及报告书》,洋洋几十页,共涉及《生活周刊》社、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东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临时救济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救国捐等十三个团体的收支账目及查核证明书。 其查核结果:

“在上海一方而言之,各机关所经收救国捐款,依照上开数额统计,仅为洋五百零二万余元,而内中援助东北义勇军之款,仅为洋三百三十七万余元。”

此外,虽尚有辽吉黑热义勇军后援会及其他机关、私人汇捐款,因未曾经收查核,无从确知, 但数额绝不能如上述各机关之巨

“上海为全国捐款汇总之处,而援助东北义勇军捐款总数仅三四百万元,则全国总数,决不能达二千余万元,可以肯定矣。”

其中所述款项,虽大于马占山所说之一百七十余万,但其所指为援助所有东北义勇军之款项,相比其他人来说,马部所收,已为巨款。

▲潘序论

1934年的1月,经过近四个月的工作,国民政府也完成了清查工作,制作出有关捐募款项细则和“抗日各部领取补助一览表”。其中指出后援会“共搜集捐款 四百余万元 ”先后给 一百一十七个抗日队 的援助款项“共计大洋 一百九十一万零五百二十元零六角三分 ”占后援会捐募款项将近一半。接着,南京将查账结果向清查委员会及报界公布。

朱庆澜的清白自此被证明。1934年2月13日,负责此案的陈仪和邹琳给行政院的呈文中写道, “上海各界、及各报纸,均渐明瞭此案情形,对于朱庆澜,亦已停止攻击,此案以可告一段落”。 轰动一时的清查后援会所谓侵吞捐款案告结束。

四、身正不怕影子斜

当时,受到清查案牵连的还有 邹韬奋及其主持的《生活周刊》 。据邹韬奋后来所言,该刊共募集捐款达12万元,当时有细账、有收据,不但将捐款者的姓名公布(其先在本刊上公布,后来因人数太多,纸张所贴不资,特在《征信录》上全部公布,分寄各捐户),收据也制版公布,并且由会计师(潘序伦)查账,认为无误,给予证明书公布。

这对于经收公款的人,手续上可说是应有尽有的了。但是后来仍有人散布谣言,说他出国考察的费用是从捐款里扣下来的。邹回国后得知这个消息,特地把会计师所给的证明书制版,请律师再为登报宣布。因为证据充足,虽有人存心污蔑,但终归是徒劳。

此案结束后,朱庆澜先生又开始继续做着他的慈善事业,1938年8月,任全国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持第五救灾区工作,奔走于山、陕、豫之间,在陕西创立黄龙山垦区,收容难民达5万人。1941年1月,病卒于西安灾童教养院,西安各界公葬他于长安县杜曲乡东韦村,冯玉祥为之作碑文。潘序伦、邹韬奋等人也各自在会计界和新闻界做着自己的专业,报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国。

涉及捐款、钱财之事,最容易受到苛责 ,但若是如朱庆澜、邹韬奋等人一般, 账目清晰、公开透明,自然无惧社会监督

如果都像某某会一样,把外界捐给武汉的蔬菜都拿到超市去卖,那么你就算是再巧如舌簧,也必然会被天下人所公弃。

参考资料:

1.《为唤起各界注意并贡献清查抗日义捐意见启示》,《申报》1933年8月1日;

2.《朱庆澜启示》,《申报》1933年8月16日;

3.《上海各界清查救国捐款委员会审核专门委员会公告》,《申报》1933年8月17日;

4.《辽吉黑热义军后援会账目之真实》,《申报》1933年9月6日;

5.邹韬奋:《经历》,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

6.王林:《昭信于社会:民国会计师与慈善团体公信力建设》,《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