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夷到西戎：秦人身上的异域文化叠加现象

在先秦时代，六国一直将秦人视为戎狄，给冠以戎秦或狄秦称号。这一说法其实是有现实依据。因为从历史源流来看，秦人身上一直有着明显的东夷和西戎文化色彩。至于强大的武力与西方草原的联系，则加重了晚期六国人的这个认知。

秦和商的文化渊源

秦人的起源就是东方的殷商-东夷文化圈

从比较神话和土文献清华简系年的角度看，秦人最早是东夷文化圈的成员。随着上古三代的互相替换，秦人也先后沾染了东夷、周和戎的文化元素。秦的起源神话就和殷商、东夷类似。帝颛顼的孙女修吞玄鸟蛋生子，出现了一个以玄鸟为图腾的部族，是当时东夷联盟的一份子。后来由于大费善于训练鸟兽，所以大禹赐予了秦人祖先以嬴姓。

早期秦文化中的人鸟巫师，也会在日后中偶尔出现。比如《墨子-明鬼》记载，秦穆公在宗庙里见到一个人面鸟身的神从门外进来。秦穆公并不认识句芒神，但是这个半鸟神因穆公治国有方，反而会赐予他19年的寿命。《墨子》本身已经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且当时的墨家和秦国颇有关联。所以这个记载也能体现，战国时代的秦人依旧会文化返祖，不时记忆起最初的文化。

人鸟巫师属于东夷文化的普遍图腾

从殷商时期开始，秦人就为王室镇守西部边疆。根据考古发掘，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一带就有他们的早期定居点。这个部族在西戎中的发展，影响了早期秦人的生活形态和文化面貌。

到了商周的决战阶段，当时的嬴秦部族不仅加入了殷商阵营，还在西周建立后参加了反叛的三监之乱。但随着商朝残余势力的失败，东逃到奄国的早期秦人也被再度擒获。这些人再次被强制西迁，成为了周天子的奴隶。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被贬斥为低贱的秦夷。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的早期秦人遗迹

在漫长的黯淡无光生活后，西申国与秦人首领大骆在周孝王时代通婚。大骆部族凭借自己镇压西戎、联姻西申的功劳，开始被周天子封为附庸。秦人得以在汧渭之间的秦地筑城，也因善于牧马和蓄养牲畜而获得爵位。大约是在周穆王的晚期，秦人险阻开始迁徙到今甘肃省天水地区一带的西犬丘。周人的本意是让颇具气候的秦人和西戎互相牵制，试图重新称霸西部地区。

周厉王时代，居住在西犬丘的秦人遭到戎族歼灭。作为补偿，周王室册封另一支秦仲的部族，让他们继续为西陲的封地而战。在他战死之后，又册封了秦仲的兄弟庄公等5人。秦人也在几种文化因素的作用下日益壮大，开始了进一步称霸的道路。

西周后期 秦人成为限制西戎的棋子

游牧影响

西周的毁灭给秦人腾出了发展空间

春秋时代，秦人开始新的发展阶段。秦襄公因护送周襄王东出，正式被周人封为诸侯。从此入主关中，兼并戎狄部族且收编关中的西周遗民。秦武公还迎娶了周王室之女，在上层文化上进一步对齐诸夏诸侯。从考古发现来看，秦国贵族开始建立周式宗庙，学习周人的文字写法。

与此同时，秦国也出现了一系列与马有关的记载。例如常用三牲指代马牛羊，其中又以马作为最重要的祭祀牲畜，明显区别于中原列国的猪牛羊结构。秦襄公这种被中原鄙夷的僭越行为，其实和北方草原上的游牧习俗接近。斯基泰人在祭祀神明时，经常杀马作为祭品。后来的匈奴人与汉使盟誓，也是杀马祭祀，显得意义非常重大。

秦国墓葬中的车马坑遗迹

长期生活在西北边陲的秦人，也在春秋时代出现了伯乐和九方皋这样的相马大师。正是基于特有的马文化，才用千里马去比喻人才。秦穆公时代，还有人建议他效法戎狄治国。减少亭台楼阁的建造和繁琐的礼仪律法，君臣上下一体，减少沟通成本。穆公就是在此类经验下称霸西戎，并在日后不断地击败大荔、义渠等戎狄国家。乃至战国晚期成书的《秦律杂抄》，还有大量关于养马、品鉴血统高低的技术性指导。在此前的漫长阶段中，秦人的生活习俗只会有更多的游牧色彩。

除了马文化，秦人也带有其他典型的游牧习俗。其中就包括短剑文化和金器崇拜，这是他们与东方诸侯的显著区别。因为从商周起，中原诸侯就普遍崇尚美玉，并发展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玉文化。但在西陲秦国的贵族墓葬中，却出土了大量黄金器皿和装饰。类似现象同样见晋、虞、虢、燕等诸侯辖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全都位于西部或北方前沿。与之接壤的农牧混合区域，基本都是斯基泰文化的辐射区域。这类游牧习俗也以大量金器祭祀而闻名于世。

黄金崇拜也是有别于中原的游牧习俗

最后，从广泛使用佩剑的风俗看，秦人也有明显的游牧色彩。因为在春秋时代，中原列国主要使用战车作为军队核心，往往更青睐使用戈矛弓等武器。除非陷入最危险的短兵相接，否则长度有限的佩剑是很难发挥用途。但在同时期的秦墓中，却有比例极高的短剑。

这也与半游牧区居民的饮食结构有很大关系。根据对早期秦人牙齿磨损率和龋齿分析，早期贵族经常以肉食为主。所以，秦人需要用这些短剑切肉、狩猎、割兽皮。也常常应付一些突如其来的小规模混战。

西戎风格的短剑 往往带有餐具用途

而且从剑的风格看，秦的短剑风格也与中原地区不同。比如剑柄尾部的兽首花纹、短剑的柳叶形剑刃形制，都是周戎结合的产物。在迁居关东的诸侯那里很少见到。

最后，秦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也与北方游牧民有千丝万缕联系。整个先秦时代，除秦国公族外，还有85%的庶民也坚持屈肢葬埋。这也是北方草原戎狄的风俗，并不是山东列国的传统。类似情况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于齐家、寺洼等戎狄文化遗址，很少出现在商周早期的墓葬中。秦人的墓葬会出现这种风俗，基本上被确认为是西戎影响。

秦人无疑与周遭的西戎难舍难分

坚持殷商遗风

秦穆公就险些将晋国国君杀了祭天

虽然秦人在很多方面都受到西戎北狄影响，却依旧有着类似于殷商的东夷文化。包括原始的鸟神崇拜和制度性人殉，以便在异域的汪洋大海中保持自身独特性。

早在春秋时代，秦国就有令人瞠目结舌的人殉传统。秦穆公击败了背信弃义的晋惠公后，就下令全国斋戒、准备按照传统用晋惠公去祭祀上帝。只是在周天子和身为晋惠公姐姐的妻子干预下，才被迫作罢。

秦国的制度性殉葬一直持续到战国后期

这种殉葬习俗还得到了考古支持。秦武公的殉葬者人数为77人，而在穆公时就达到了166人。后人在秦景公的墓中，甚至知道了188具殉葬人遗骨。除了嫔妃、乐师、陪臣外，还有外邦战俘与奴隶。虽然周人从未有过这类风俗，但源自东夷的殷商却乐此不疲。

凡是出自殷商体系的后裔，也往往将旧俗保留到了东周阶段。以优柔寡断而闻名的宋襄公，就是殉葬和人祭制度的死忠粉。那些被他胁迫过的淮夷小邦，也以较小规模执行着类似制度。

与秦人通俗的地区 皆属于东夷文化后裔

至于秦国本身，虽然在献公改制后在名义上废除人殉，但实际执行却是另一回事。无论是秦始皇陵的考古发掘，还是山西侯马的公元前4-3世纪人殉遗迹，都说明秦人没有放弃这个顽固传统。这就让大部分关东国家对其感到恐惧和恶心，并直接斥责其深入骨髓的制度性野蛮。

到了战国末年，秦国的东夷+西戎式混合文化，已经完全定型而不再具有新的变化。随着关中大军的节节进逼，许多与之认识深渊的区域被强行纳入帝国版图。在长期执行周礼的占领区居民看来，秦人无疑是所有野蛮习俗的集大成者。但他们并不十分清楚，西戎文化恰恰是秦国保持较高武备的制度下保障，东夷旧俗则是其维持自身独特性的文化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