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蕃”与“住唐”：宋代中国商人的海外幸福生活

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乃至非洲东海岸，到处都有宋朝商人和水手的足迹。中国商人同海外国家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受到所到国家人民信赖和欢迎。在菲律宾群岛的麻逸(今民都洛岛)附近的其他岛屿，中国商船一到，只要敲起鼓，当地商贩就争着驾驶小舟，用吉贝、黄蜡、番布等土特产与中国商人交易。因为中国商人为这些岛屿的居民带去了他们所需要的用品，所以，有的岛屿的居民每年都盼望“唐舶”(中国商船)的到来。

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国商人更是受到热烈欢迎。阇婆国人只要见到中国商人，就像贵宾那招待住宿，提供韦洁的饮食。渤泥国人更对“唐人”(中国商人)特别敬重，总是以丰盛的酒宴招待，如果中国商人喝醉了，渤泥国人就会扶他们回到住处安歌。在友好部邦高丽，中国商人更是被作为上宾款待。

一、“住蕃”的中国商人

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的中国海商，因航程遥远，有许多人当年无法返回，居留海外，称为“住蕃”。有的商人和水手在海外长期定居，同当地人民通婚，就成为早期的华侨。

在宋代，日本、高丽及交趾等国家，都有中国的侨民。北宋时，日本僧人成寻来华，所乘海船上的梢工林皋吉，就是一个旅居日本的华侨的儿子。许多华侨因为有某种才能，受到居国政府的重视。例如，北宋末年，高丽国王城有华人数百，都是福建人经商到那里居留的。高丽王在这些华人中暗中测验其才能，对有才能的华人则用高官厚禄挽留，有的人就因此终生留在高丽。

1972年，在文莱发现一块汉字石刻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十个大字，旁刻“景定甲子男应甲立”几个小字。景定是南宋理宗最后一个年号，景定甲子年是公元1264年。这个在南宋末年埋葬在渤泥(文莱)土地上的“蒲公”，显然是一个曾为南宋官员，后从事海外贸易并侨居渤泥的南宋侨民。

二、“住唐”的外国“蕃客”

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因来华贸易而居留在中国，在宋代称为“住唐”。宋代的广州、泉州、杭州等对外贸易港口，都有从海外各国来的“蕃客”在那里居留。还有许多“蕃客”数代在中国居住，他们在中国生育的后代被称为“土生蕃客。宋朝政府曾根据“蕃客”数代居留中国的情况，就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的“蕃客”的财产继承权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

“蕃客”在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居住，都相对集中在一个区域。广州的“蕃客”主要居住在城南滨海地区，也有些大蕃客居住在城中。泉州的“蕃客”虽然与当地居民杂处，但也相对集中在城南一带。杭州的“蕃客”则聚居在城东的荐桥一带。广州蕃客聚居的地区称为“蕃坊”，也被称为“蕃巷”。“蕃坊”设有蕃长，由宋朝政府挑选蕃客中有声望的人充任，并授予官衔，其职责是协助广州地方官管理居留广州的蕃客，帮助宋朝的市舶司招邀蕃商来华贸易。如果蕃商触犯宋朝的法律，蕃长要协助宋朝官府依法惩处。

宋朝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例，作为对处置犯法蕃商的依据。因为照顾到海外客商同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不同，处罚的方式也不同，如宋代的杖责是杖打犯人的臀部，南海诸国有许多地区则是杖打脊背，因此，蕃商犯法，往往由宋朝的官府审理，然后送交蕃坊，由蕃长按本国责罚的办法惩处。泉州虽然不见有蕃坊和蕃长之设，但一般也按照蕃客的“国俗”处置犯法的蕃客。在广州和泉州，都设置专供蕃客子弟就学的学校，称为“蕃学”。

三、“蕃客”同当地居民的友好相处

这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蕃客”，虽然有的在侨居地也参与兼并土地的活动，但他们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从事沟通中外贸易联系，为发展中外海上贸易作出了贡献。有时他们也为侨居地做些好事。例如，南宋初年，福建泉州府属下的晋江县官员受命建造一批战船，在泉州的“蕃客”就慷慨解囊，承担了建造这批战船的全部费用，使晋江的百姓免除一次繁重的科敛负担。

各国来华居留的“蕃客”同当地中国居民混杂而居，虽然有时也有摩擦甚至发生“争斗”，但是，友好相处是“蕃客”和当地居民关系的主流。有的“蕃客”还同当地的居民通婚，在中国成家立业。

宋代文献记载说，广州蕃坊中有个姓刘的“夷部”人，娶了赵氏宗室的女子，官至左班殿直。这个“夷部”刘氏，显然是个长期侨居广州，取了汉姓的外国蕃客。蕃客连宗室女都可以娶，同民间女子结合就更为平常的事了。

在广州、泉州和杭州，都有专门安葬卒于中国的蕃客的公共墓地。据南宋人方信孺记载，广州城西十里的地方，“蕃人塚”“累累数千”。赵汝适《诸蕃志》则记载泉州有大食商人作“丛塚”于城东南，以掩埋蕃客的遗骸。

在今天泉州市的东郊灵山上，还保存许多完整的蕃客墓。这些死于异乡的蕃客，所以几百年来能在异乡土地上安息，他们的墓地一直被保存下来，同当地人民的保护是分不开的，它充分反映了当地中国居民对这些长眠异乡的蕃客的敬重和情谊。如果当时的蕃客同当地居民不是友好相处的话，这些蕃客墓要完好保存下来，是难以想象的。

四、僧人的互访

在中外人民的友好交往中，除了商人和水手外、还有僧人的互访。北宋初年，既有许多中国僧人到印度求法，也有不少印度僧人来华。在宋太宗所设置的译经院中主持翻译佛经的天息灾等人，就是从印度来的僧人。

高丽、日本的僧人，则纷纷渡海到中国求法。见诸中日两国文献记裁的日本来华僧人，仅南宋中期至后期就达12多人。当时中、日两国的僧人经常委托海商替他们传递相互赠送的礼品及彼此往来的信件，这充分反映了两国僧人通过互访所建立的深厚友谊。

五、科技和文化交流

中外人民在进行贸易往来和各种形式的交往过程中，也进行着广泛的科技和文化交流。

宋代的中国，有高度发展和繁荣的封建文化，各种书籍大量雕版刊印和出售，有的书籍就通过政府间的赠送及商人、僧人的贩书和市书，流传到海外地区。以高丽为例，北宋初年，高丽就派“朝贡”使臣及僧入到宋朝，要求宋朝赠予佛经、阴阳地理书及医书。宋哲宗时，高丽又一再派遣使臣到宋朝，要求购买刑法文书、《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各类书籍。

对于高丽的购书要求，宋朝总是尽可能予以满足。高丽还通过中国海商，在杭州雕刻佛教华严经的印版，运到高丽去刊印。通过海商和僧人之手传到日本的中国书籍也很多。宋朝海商刘文仲一次就把宋朝刊印的《东坡指掌图》二帖，《五代记》十帖，《唐书》十帖，作为礼物献给日本一个大臣。当时从中国输往日本的书籍，除《大藏经》等佛教经典外，还有大批的儒学道学著作及各种杂书。宋朝刊印的书籍大量外销，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

后来日本翻刻宋版《论语集注》，兴起了对宋学的研究，就是宋朝书籍大量输入日本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影响。高丽国有个国王特别喜爱宋朝书籍，每有海商为他购到宋朝印行的书，就换上洁服，焚香接待。像这样酷爱和向往中国的文化，也是书籍传播产生的影响。

中国的医学和医术，在宋代也向高丽和日本传播。北宋时，高丽国王有病，就向宋朝要求派去医生，既说明中国医术在高丽国享有很高的信誉，也说明高丽国尚未掌握中国的医术。

马端临《文献通考・高句丽》记载说，自北宋末年高丽王俣向宋廷请医以后，高丽才有了掌握中医诊治的技术。可见，宋廷派到高丽的医生，不仅为高丽王治病，还传播了中国的医术。这时期的日本僧人荣西，在其所著《喫茶养生记》中说：“今得唐医口传，治诸病无不效验矣”。“唐医”就是中国医生。荣西的记载，反映了中国医术这时期不仅传入日本，而且获得了很高的信誉。中国制造解毒丸的技术，也是通过一个随日僧入宋的人，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举世无双的中国丝织和制瓷技术，在宋代也随着丝绸和陶器的大量外销而向海外传播。日本著名的“博多织”，就是日本人弥三跟随日僧辨圆到宋朝，学习了广东织和缎子织，回到日对华贸易的门户博多港(今福网)兴办起来的。

制瓷技术的外传就更广泛了。跟北宋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埃及特米王朝(公元969年——1171年)，曾仿制过中国的青瓷和青花瓷器。高丽在北宋时也仿制中国越窑及汝容的青瓷。交趾(越南北方)、罗斛(今泰国)烧制的青釉瓷器，也有中国浙江越窑的影响。日本著名的“濑户烧”，更是学习中国制瓷技术的产物。“濑户烧”的创始人藤原景正曾于公元1223年随日僧道元入宋，学习六年的制瓷技术。因他回国后所烧制的“濑户烧”对日本制瓷业产生重大影响，身后被追称为日本的“陶祖”。

海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在宋代也向中国传播。宋真宗时，日本人滕木吉随宋朝海商来华，向宋真宗进献日本的“唱和诗”，使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文学有所了解。到泉州港贸易的埃及人，教给了泉州府所属永春县居民用树灰净糖的方法，该地区的制糖技术因此有了重大改进。些阿拉伯地区的建筑艺术，这时期也随着“住唐”的蕃客，被带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海港城市。今天仍屹立在泉州涂门街的清净寺，就是北宋时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礼拜寺的形状建筑的。该寺现存的圆形穹顶，尖拱形大门，以及“奉天坛”的墙壁门窗和壁龛，都具有浓厚的阿拉伯宗教建筑的风格。这座清净寺，就是宋代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建筑艺术互相交流，阿拉伯建筑艺术传入中国的一个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