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禁边疆与构建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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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禁边疆与构建满洲

2019年12月01日 12:11:58
来源:明清史研究

清朝灭亡后,中央政府很长时间失去对东三省和蒙古的实际控制,两大边疆先是强邻的角斗场,后沦为殖民地,其影响延续至今。以吕思勉为代表的民国学者将之归咎为前清的封锁政策,即满蒙联合,长期禁止汉人前往关外开垦,“现在满蒙之地,还是弥望荒凉,都是这种封锁政策的罪恶”。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氏感叹,若早点开放移殖,在东三省设立州县,“总比现在的情形,充实的加倍不止。”

如果清政府是为保护龙兴之地而封禁东三省,何必将蒙古,甚至几乎没有满洲人居住的库页岛也纳入保护范围?有清一代的边疆政策,似乎不仅仅是“家天下”或防备汉人等理由所能解释的。况且到18至19世纪,这一政策已没有实际效果,成千上万的汉族移民涌入北方边疆,最后清政府不得不按汉地的制度对东三省进行管理。

关于清代的北方边疆封禁政策,美国学者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的《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提出了一种新解释。该书利用满文和蒙文档案,认为1760至1830年间,由于史无前例的商业扩张和人口爆炸,中国社会已到达自然环境能承受的极限。环境压力迫使清政府采取封禁满洲、蒙古地区的政策,结果不但重塑了“满洲”概念,而且人为创造出比实际更为原始的自然。

谢健现任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先后师从柯娇燕(Pamela Crossly)、欧立德(Mark Elliot)两位新清史大将,他相信对于清帝国“必须从边缘入手才能了解其结构。”已属于学派第二、第三代的谢健做的不是传统的政治史或军事史,而是将新清史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式的环境史相结合,这也是最近十年新清史研究的新趋势。还有一种趋势,是像莱恩·图姆(Rian Thum)那样用维吾尔文等非满文史料做研究。

以上两种,都是大问题被研究殆尽,穷则思变的结果。满文史料在很多方面比汉文史料更原始和丰富,这的确是事实,但另一方面,能用满文解决的清史问题是相对有限的。从时间上说,乾隆时代的满文档案数量还很客观,嘉庆年间以后汉文则后来居上。从地域而言,除了研究南京、杭州、福州等地的驻防八旗问题外,满文档案对于研究内陆十三省并无太大帮助。以满文研究法制史、环境史、宗教史还有很大空间,但没有人会用满文研究思想文化史、社会经济史。

在明代,东三省的女真人分野人、海西、建州三大部。元朝灭亡后不久,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归附明朝,被授以土官卫职,成立建州左卫。建州女真有别于其他女真部的特点,是与汉族政权走得非常近,既保留了游牧民野蛮精悍之血,又率先学习中原文化和农耕文明。建州女真统一诸部,成为清政权的建立者绝非偶然。

十五世纪即明代永乐年间之后,女真一直向明政府进贡黑貂皮。貂皮制品因为稀少,被认为是身份的象征,成化年间之后在北京权贵阶层中日益流行。流风所及,连朝鲜也开始流行戴貂。最早揭示明代毛皮贸易与建州女真崛起关系的是日本学者,遗憾的是中译本未将日文论文从英文转写回来。

书中屡次提到的Kawachi即河内良弘,他在1971年发表的论文《明代东北亚的貂皮贸易》(明代東北アジアの貂皮貿易)指出,十六世纪大量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涌入中国,催生了一批城市富裕阶层,对黑貂皮的需求迅速增大。女真商人通过控制毛皮贸易积累巨额财富,依靠他们的支持,努尔哈赤才能积累起自身的势力。

谢健借鉴日本学者的地方还有很多,除了文中提到的松浦茂外,中译本未翻译的还有三田村泰助(Mitamura Taisuke)《清朝前史研究》、园田一龟(Sonoda Kazuki)《鞑靼漂流记研究》、安部健夫(Abe Takeo)《清代史研究》,以及岩井茂树(Iwai Shigeki)、柳泽明(Yanagisawa Akira)、永积阳子(Nagazumi Yoko)等学者的单篇论文。这容易让读者忽视《帝国之裘》其实大量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完成,当然论证更为严密,且加上了精巧的理论包装。

上田信指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建国过程,也是一个整合东北亚各民族优势的过程。他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写道,努尔哈赤的政权“控制了中国东北部的毛皮、高丽人参等贸易,获得了明朝禁止出口的农具等铁制品,用从朝鲜等地获得耕牛。”努尔哈赤最初通过购买汉人农民作为奴隶发展农业,与明政府开战后,又利用俘虏加强其农业基础。

所以清朝的迅速崛起,恰好是因为它不是匈奴、鲜卑乃至元朝那样纯粹的游牧民族政权,它优势其实是通过有限的汉化,来支撑强大的战争机器。入主中原之后,清政府一方面讳言其先祖是明代卫所武官,将与之相关的只言片语全部列入禁网。另一方面,通过重塑北部边疆的人、地和物产,在对“纯净”的追求中尽量消除汉人的痕迹,重新创造他们想象中的“自然”,一个从未被岁月侵蚀的古朴世界。

用谢健自己的话说,本书“展示在19世纪的巨变中,清廷如何想象除了一个原始的自然。清代对‘自然’的发明不仅仅在形而上和语言方面,更多的还是在叙事和意识形态层面。”越是纯净的自然,就越是需要强硬手腕作保护,因为地球上没有哪块土地未被人类接触过,包括在美国的森林公园或苏维埃的保护区,自然能够保存下来,无一例外是政府干涉的结果,“绝对的荒野只能存在于绝对控制之下。”

清代在满洲的机构设置起初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从建立后金政权到入主中原,再到开拓西北边疆,满洲经历了三波军事化:第一波是建立八旗和朝贡制度,第二波是设立将军和驻防系统,第三波是遍设新旗,将朝贡网络扩展到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1683年以后,东北地区的驻防旗人被纳入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的管理之下。在开国后的很长时间里,清政府都将东北作为特殊地区,实行有别于内地的军事化管理。

采取特殊管理的原因,是东三省的满洲人数量很少。据1806年的估算,黑龙江旗人仅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连统治阶层也不以满人为主体。东三省不仅有满人和汉人,也有墨尔哲勒、努叶勒、纳穆都鲁、古法廷,以及其他今天已经被人遗忘的族群,每个族群与清政府保持着特殊关系,对于他们的管理也各异。谢健认为,如果将东北地区称为“满洲”,或是想象其在族群上是一元的,“我们就不光抹杀了当地历史的复杂性,也忽略了人群和族群分类在清朝的意义。”

东三省的各族人不需要像内陆汉人一样承担赋税劳役,但需要向北京进贡东珠、毛皮、人参等特产:生活在嫩将河谷与黑龙江上游的的布哈特八旗负责进贡毛皮,生活在乌苏里江上游的打牲乌拉负责提供东珠,人参由持有官方颁发“参票”的刨参人负责采摘。此制度在清前期平稳运行,但随者美洲农作物的广泛种植,农田的持续开垦,人口的急速增加,清中后期这些自然产品的产量忽然暴跌。

首先告急的是东珠,在18世纪末的危机爆发战前,康熙帝已经宣布擅自采摘东珠等是犯罪行为,违反者可以被判绞刑。到了乾隆时代,清廷试图强化对长城沿线的控制,以遏制走私,并将能否查获东珠与官员的升降挂钩。但东珠产量一直未见好转,清廷不计成本,在相关流域设立层层守卫,1748年更是指示由地方最高长官吉林将军直接监督采珠行动。这些命令悄然改变了当地的行政机构,以至于乌拉牲丁都开始扮演采珠人和巡查员的双重角色。

采参制度也迎来改革,清政府通过授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以杜绝盗采,但同样无济于事。很多档案显示,东三省地区由于盗采导致的腐败与无序让人触目惊心,旗人的行为不像满洲人,汉人移民则无法无天。面对野生人参锐减的情况,非法刨夫采取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转而开始种植秧参。18世纪末人参养殖业不断推广,发展了1810年,百分之九十的吉林人参都是人工种植的。清廷对之愤怒不已,嘉庆皇帝明确表示,只有天然人参才是人参,秧参“近于作伪”,根本不算。

总体而言,清政府认为自然资源枯竭的原因是人心不古,为维持人参和东珠的产量,政府不断地调整其统治逻辑。这种缓慢的地方化和官僚化为满洲地区和“东三省”的形成构建了基本框架。直到18世纪中期,吉林和黑龙江并不被认为是满洲人的故乡,只有包括盛京(沈阳)吉林部分地区的“大盛京”,以及长白山才是满洲的“根本之地”或“发祥之地”,但环境危机导致这些话语开始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