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生杨：明代西蜀熊过之易象学

熊过乃“西蜀四大家”之一，又名列“嘉靖八才子”之中，但其学术思想并没有引起当今学者的足够重视。熊过易学专意于象旨，广征博引，决断是非，务宗于是，而深揭其微义。其考订句、音，明其文字音义异同，即于清朴学家亦不稍逊其色。至其综会百家、佛道，尤具时代特色。

熊过《周易象旨决录》

一、熊过及其易学经历

熊过(1506－1580)字叔仁，号南沙，富顺(今自贡市富顺县)人。十六岁为诸生，嘉靖七年(1528)举人。八年会试，林文俊擢为第一，张璁以其所策时事多杂老庄语为蹐驳，抑稍置后。廷试成二甲进士，为首揆杨一清所举，选翰林院庶吉士。因不礼张桂，流选为兵部武选司主事。服母丧，再补武选，管贴黄事，与郎余锓疏请革替袭太滥、中官奏带人及抚总奋勇诸科夺士卒功等弊。尚书张瓒劾其喜事，摘疏语“兴都从龙”为斥乘舆，诏逮入狱讯治。给事中王希文论救得赦出。服父丧，再起为祠祭司主事。十九年(1540)，擢祠祭司郎中，上书论成祖、仁宗“神主诣陵奉题非宜”，忤严嵩意，为劾去。二十年(1541)四月，谪云南白盐井副提举，复逮送镇抚司，杖四十，遂裹创南归，与杨慎相识于安宁。量移常州府通判，再擢福建按察司佥事，为御史丁汝夔所劾，于二十三年(1543)调湖州府通判。二十四年(1545)，左迁安吉州同知。二十五年(1546)七月，复以高简被劾循私殖货、引用非人，牵连削籍，遂返乡家居，年七十五卒。

熊过博览群书，一生著述宏富，所著有《南沙文集》12卷、《庙议》2卷、《六书订解》8卷、《先天历法考异》4卷、《土圭测景图论》2卷、《读史蠡测》4卷、《皇明大事纪》10卷、《乐府琳琅》6卷、《冰厅摭言》2卷、《南中异物志》1卷，又有《三礼直解》12卷，因大量引录佛、道二家之言，于是“遗命勿传”。此外，熊过尝注《圆觉》、《金刚》、《维摩》、《阴符》、《黄庭》、《参同契》凡30卷，为《外家六书》，嘉庆三十二年(1553)，举以自焚，不传于世。

熊过“研思经训，实不止以文章名”，于《易》、《春秋》、《三礼》皆有精深考究。为明经旨，他专意求历法，并于小学也颇有成就。杨慎赞其“《八索》续《玄经》，《三传》笑《墨守》”，就是指熊氏于《易》有《周易象旨决录》，于《春秋》有《春秋明志录》。《周易象旨决录》凡7卷，“初脱稿时，龙岩赵氏(维垣)刊板于闽中，后数年水部曾确氏庵(曾省吾)复有捐奉梓于蜀中，此又南墩(堂弟熊迥)按临河东时所锓木，盖据闽、蜀两本重校者，自嘉靖以来凡三刻矣。康熙时闻有刻本，然殊不多朝觏”。

熊过13岁以程颐、朱熹之义理为尚，开始读《易》，但“绎所存典册，鲜有启悟者”。他于是就易家私问，得闻闽人蔡清《易经蒙引》，购而读之。在阅读过程中，熊过发现蔡清“开陈宗义，不及象也”，以为未当，于是稍记其疑者为《赘言》。其兄熊迟于时亦好《易》，见其所作，劝戒“毋容轻为之”，但他“不能忘也”(《周易象旨决录》卷首《自序》)。兄弟相为师友，稍厌弃俗儒之说，他以“万物之理备于《易》，圣人之用尽于《春秋》，说者如聚讼然，卒莫究意旨所寄”(《松石斋集》卷16《熊南沙先生墓志铭》，第253页)，于是苞罗旁搜，贯穿异同，书而志之。十余年中，一直不懈地演绎二经之义。

嘉靖八年(1529)，熊过举进士，选庶吉士，于是“就读中秘书，欲因尽求古易说”。未几左迁，加以“时方尚文，无有言学经者”，所以他一直没有太多进境。山东李开先“伯华数能致予易说东海唐应德(顺之)，欲共求其义”，然而唐顺之“意在自得，不暇及象”，与其明象之旨的思想并不相契。尽管如此，熊过仍“时时私其事”，请唐顺之“绪正之”。在这一过程中，熊过获得维扬葛涧子东的欣赏，“雅所喜惬”(《周易象旨决录》卷首《自序》)。二十年(1541)，熊过因事谪迁云南，与杨慎相识于安宁，时时过访，一起讨论《周易》卦象。杨慎又披阅其谈《易》文字，并鼓励熊过完成易著。在紬绎《周易》十余年，又参稽者二十余年后，熊过最终完成其易学著述，更《赘言》曰《象旨决录》。三十年(1551)，“书成定著，都为三卷，而各从类标之曰《易象旨》，后遂加‘决录’名之，义乃私窃取矣”，书“凡三卷十余万言”。熊过自称“野人勤勤垂三十年”，始成“《易象旨决录》二册”。

在《易象旨决录》的写作过程中，熊过与刘仲敬有过具体的研讨，并向他学习邵雍易学，但所悟不多，其于《系辞》言数，就是借刘氏之说，以讲明皇帝王伯之业，财成辅相之道。崔铣也曾不断催促熊过完成其易著，“昔崔后渠公(铣)劝仆勉终大业，服膺斯言，恨未得启崔公而正之”(《南沙先生文集》卷4《与九江守朱子价书》，第616页)。在初步序定《易象旨决录》之后，熊过又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不断切磋，以求助益。他与唐顺之书，称其身隐之后“于《易》稍有所窥，无由就正。今漫以《序》往，有异同，希一言之教”，又说“此书龙溪(王畿)旧常见之，今更订殆十之五六矣。龙溪止(熊)过勿为此，引石斋(黄道周)语为教。感此兄高谊不浅，若会幸为过谢之”(《南沙先生文集》卷4《与唐荆川书》，第604页)。从熊过之言可以看出，他曾得王畿的指点，并对其易学原著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同时，他也希望唐顺之对其易学主张提出个人的不同意见。熊过又曾答王慎中书，自称削籍归卧，绪理旧业，欲泄其所怀，表见于世，著《易象旨》，约数万言，于远近好恶攻取之间，颇窥大业所生之繇，录呈其序就正(《南沙先生文集》卷4《答王遵岩书》，第604页)。他寄书赵维垣，求其“异同之论”，“尘清览定，都为裁正”(《南沙先生文集》卷4《与赵龙崖书》，第605、606页);答胡松书，称“卒业《易》、《春秋》”，“盖至天人盛衰之运，王伯升隆之几，数致意焉”，希望有朝一日能“更共讨索”(《南沙先生文集》卷4《答胡柏泉书》第一书，第615页)，又“承教易有四道”，而“未敢异于先师，私以为物生而后有象，而后有数，意由此生，而言出焉耳”(《南沙先生文集》卷4《答胡柏泉书》第二书，第616页);答王廷冕书，称“易象本学易筌蹄四事，仆所见偶如是，时人不谓迂阔远事情，则亦已矣，举而措之，安敢望于时哉”(《南沙先生文集》卷4《答王教官廷冕书》，第617页)!

熊过在其书刻成之后，仍希冀得以修订，得人商榷完善。他与太守方九叙书，称自己欲完善其《易》书，但“宗教未遑，而竟为人所刻”，刻非所欲，“承来教索取，若遂得商其异同，岂不快哉”(《南沙先生文集》卷4《答方十洲太守书》，第618页)!与九江守朱曰藩书又称:“今往《易象旨》一部，盖升老(杨慎)所序行者。……烦执事继作，以为补亡。仆倘籍此有所开发，是无已之忧也。”(《南沙先生文集》卷4《与九江守朱子价书》，第616页)李元阳称熊过“曾观《易象传》，蚤契伏羲神”，是李氏也曾见过《周易象旨决录》一书。浙江道监察御史西蜀孙之益则称熊过虽然博学多闻，著述闳富，但“其精微悬解处多得诸《易》”。

二、发隐抉微，阐释象旨

熊过著《周易象旨决录》，其主旨何在?对此，当时的学者各有所论，或以为象，或以为数，或以为理。时人杨慎称:“叔仁《易象旨》一书多以易数为主，而引伸触类，继绝表微，条贯叶分，可谓择之精而语之详矣。”(《周易象旨决录》卷首《周易象旨决录原序》)如杨慎说，则熊过易学乃以数为主，属于数学派。时人李开先则称熊过“旧有《春秋就正录》，后更箸《易》”，乃是“夙善说《麟经》，《易》惟以理会”者，则其易学乃以理为主，属于义理派。时人赵用贤总括其旨，又称熊过《象旨决录》一书大意在“易道不出乎象，圣人观象而系辞，因辞求象，则可以决天下之疑”，其“经说成，而宋元及近世诸儒附会成一家言者，几一洗其敝”(《松石斋集》卷17《熊南沙先生墓志铭》，第254页)。若如此言，则熊过易学是以象为主，属于象学派。清四库馆臣赞同赵氏说，称:“(熊过)初读宋《易》，觉不合，乃去而为汉《易》，故其说以象为主。”不仅如此，四库馆臣还考究历史，以为象为《易》之本旨，说:“考《左传》韩起适鲁，见《易象》、《春秋》，古人既以象名，知象为《易》之本旨，故《大传》曰:‘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库全书总目》卷5《周易象旨决录提要》，第29－30页)那么，熊过究竟是以象为主，还是以数为主，或者是以理为主呢?

熊过在书前的《私识》中明确称《决录》一“书明象之旨而已”。在回答“子于《易》系，而必以象解之”的缘故时，熊过认为“圣人不虚言”，“言皆因象而生”，以象解《易》“古有之”，但“引而不发”，他无非是“相为廓大之”而已(《周易象旨决录》卷首《周易象旨决录私识》)。孔子称“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熊过专求易象之旨，就在于“圣人不昌虚言”，而“事无实证，虚理易差”，赞同朱熹“先见象数，方说得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补程、朱“不及象数”而“有所遗者”(《周易象旨决录》卷首《周易象旨决录私识》)。在具体解释中，熊过也力主明象，而对易学上的某些问题无暇照顾。针对宋人所复兴的《古周易》，熊过知其然，而顾及不道，以“今主于明象，不别为篇”，“准《古易》，《象传》分为上下篇者是，今主于明象，未暇正也”(《周易象旨决录》卷1《乾》)。

《决录》一书为什么要主于明象呢?对此，熊过在《自序》中作了具体的阐释。熊过认为“《易》之始终独有象尔”。首先，从《易》之产生来看，皆以象为准。他不赞成宋儒所谓的“画前之易”说，认为此“只以为异”。在熊过看来，“圣人类万物之情，象其物宜”而作《易》，而“物有万，不出阳物阴物、奇偶之画”，这就是“仪象”，即两仪之象。“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易者，象也”，皆为象而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八卦之象，其初为“天、地、风、雷、山、泽、水、火”，至“朴斫风漓，后圣乃广为之象以开物，开而正名当物，因其自然”，所以《系辞》又称“象者像也”。总之，《易》自始至终唯有象而已。其次，熊过又考察所谓的数、辞、占、变，认为皆出于象。他说:“象有数，故曰‘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象有辞，故曰‘彖者言乎其象’，‘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是数与辞皆出于象也。”根据《系辞》之说，数与辞皆出于象，皆以象为本。“吉凶悔吝”往往被学者看作是《易》之占辞，乃言占者。熊过不赞同此说，认为四者皆象。他说:“辞有吉凶悔吝，皆谓之象。‘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彖、爻所同也。四者不为象而为占，何其不察圣人之言耶!”从《系辞》之说，卦爻辞所称的吉凶悔吝皆为象，并非占。熊过又说:“其所谓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其所谓刚柔者，昼夜之象也，爻所独也。”《系辞》称“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则所谓的“变”，其实也是象。总之，数、辞、占、变皆出于象，离象不可以言《易》。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熊过对朱熹之说持反对意见，以为《周易本义》中“此为象，此为占，既又曰戒占”等说法为支离。熊过也不赞成陈抟所开创的“意言象数”之说，以为较之朱熹之说更为支离。再次，熊过以《左传》所载“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为据，认为此说“明古统彖、爻为象也”。最后，熊过对《系辞》“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的辨释，进一步说明辞、变、占皆源于象。他认为前者就“本卦不变”而言，《系辞》“所居而安者，易之序”，“序”为“象”字之误，“古为‘象’，今为‘序’”;后者则指“之卦”而言，《系辞》“所乐而玩之者，爻之辞也”，“乐”为“变”字之误，“转‘变’为‘乐”。综合二者而言，则“得其不变者则占彖，得其变者则占爻辞，皆象也”。总之，意、言、数出于象，而“言不能尽意，立象尽意，则辞可略矣”。

熊过所谓的易象究竟指什么呢?首先，熊过认为象有“有象之象”、有“无象之象”。“无象之前，森然已备，是阴含阳也;有象之后，则其理定而不移矣，其变动积分之数，几兆甚微而不可示人耳。”有象与无象是相对而言的，无象之前，其实象之理皆备，有象之后，象之理隐，“分有无者，世儒之陋耳”(《周易象旨决录》卷首《周易象旨决录私识》)。熊过承邵雍“意象”之说，肯定黄泽“象外之象”，皆属于所谓的无象之象。其次，熊过认为“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周易象旨决录》卷首《自序》)。具体来看，又有六种情况:其一，一卦论变之例，如《剥·彖传》“观象”之“观”指《观卦》，意指《剥》五爻变而为《观》，“非谓观察也”(《周易象旨决录》卷2《观》);其二，一爻论变之例，与汉儒所谓的“之正”说有一定的关系，如《蒙》六五《小象》“童蒙之吉，顺以巽也”之“巽”指巽卦，乃《蒙》五爻变而上体成巽;其三，兼取两卦相当之例，如《履》兑下乾上，《夬》乾下兑上，故“《夬》与《履》乾兑相易之卦”，《履》六五称“夬履”，乃“在《履》而当《夬》位”(《周易象旨决录》卷1《履》);其四，爻位相易，如《归妹》兑下震上，初九《小象》“归妹以娣，以恒也”，“以恒”乃用恒之道，“初、三易位则成《恒》，言三能用恒之道以下逮也”(《周易象旨决录》卷4《归妹》);其五，变之又变者，如《乾文言》“‘或跃在渊’，乾道乃革”，《乾》九四“或跃在渊”，乃《乾》之卦《小畜》，《小畜》乾下巽上，二三四爻互兑、三四五爻互离，离下兑上为《革》，故称“革”(《周易象旨决录》卷1《乾文言》);其六，中爻互体，包括单互、连互两种情况，如《萃》六三《小象》“往无咎，上巽也”，是指《萃》“三、四、五爻互体巽，顺不至相忤，故往亦无咎，但有小吝”(《周易象旨决录》卷3《萃》)，《泰》六五“帝乙归妹”，指《泰》二三四爻互兑、三四五爻互震，兑下震上为《归妹》，“卦互《归妹》，故象占如此”(《周易象旨决录》卷1《泰》)。除了熊过自己总结的六种“有象之象”外，他还使用过其他一些象，如倒体说，即综卦，以为“《易》之倒体多列正卦于先，而后著倒体之象”(《周易象旨决录》卷4《渐》)，如《否》乃《泰》之倒体，《贲》乃《噬嗑》倒体，“倒体卦，《益》之下即《损》上也”(《周易象旨决录》卷3《益》)，“以《井》、《困》倒体明之，巽为邑”(《周易象旨决录》卷4《井》)。

熊过“初读宋易，觉不合，乃去而为汉易”(《四库全书总目》卷5《周易象旨决录提要》，第29页)。他最初所接触的是蔡清《易经蒙引》，而此书“专以发明朱子《本义》为主，故其体例以《本义》与经文并书，但于《本义》每条之首加一圈以示别，盖尊之亚于经也，然实多与《本义》异同”(《四库全书总目》卷5《易经蒙引提要》，第28页)。熊过所不满者，就在于朱、蔡之义理、占说，故以象为主，考论诸儒易说。对宋代兴起的图书学，熊过沒有多少深入的研讨，除援引诸儒图书说而折衷之外，他更多是从学刘敬仲，而转录其说。因此，在熊过的易象中还包括了图书学派的易数内容。他所谓的易数专推邵雍，以为“天地密移，孔子之没垂二千年，达其盈虚消长之则者，独邵子矣”，于是以“仲敬刘子间语我以端绪而未进”者，详载入注文之中，以为“有能通其说者，皇帝王伯之业，财成辅相之道，亦因可见，吾何敢秘其端绪哉”(《周易象旨决录》卷首《周易象旨决录私识》)。显然，熊过并不长于数，对邵雍之学的把握还远远不够，故只能借刘敬仲之言而分疏之。

不过，熊过也并非盲从，而多有考订。熊过考察宋代易图之源，发现黄震疑邵雍以陈抟数学创为《先天图》，而卦位近于穿凿。但据邵伯温《经世辨惑》对陈抟易说的记载，则陈抟已有图说，所据依者在《系辞》之传，图并非邵氏所创作。据朱震《汉上易图》所记《先天图》传授之次来看，更非邵雍之创造。为此，熊过更推而进之，他说:

稽焦、京卦气，远自西汉。其十二辟卦之序，与今《圆图》虽疏密不同，先后正合矣。《参同契》本东汉魏氏书，时时言乾坤父母，坎离匡廓，遂及“《复卦》建始萌，十六转受统”，又《金碧龙虎文》尤古，靡不然者，则是图亦不出希夷矣。杨殿撰用修因胡一桂语，误谓易图始希夷，朱子不明言也。然朱子常曰:“《先天》乃伏羲本图，非康节所自作。”又曰:“伏羲四图皆出邵氏。”出者，言自邵氏始传耳。宋人有疑《方》、《圆》二图始麻氏心悟者，朱子明其不然，奈何谓其不言也。殿撰又以希夷《龙图序》为先天。夫《龙图》者，大衍之数耳，宁可误合耶?(《周易象旨决录》卷7《说卦传》)

熊过认为易图源于汉代焦赣、京房卦气及魏伯阳《参同契》之说。因为十二辟卦的次序与《圆图》之先后次第相合，而《参同契》及《金碧龙虎文》所言均与图相应。不但如此，朱熹也有“《先天》乃伏羲本图，非康节所自作”之说。因此，熊过考辨杨慎之说，以为杨慎据胡一桂说，以易图始于陈抟，并不正确。此外，陈抟《龙图序》所陈为大衍之数，并非先天之学，杨慎以为先天亦误。可以看出，熊过认为易图渊源有自，对易图学是充分肯定的。

三、综汇众说，融会折衷

熊过《周易象旨决录》一书综汇古今易说，折衷其间，会归象旨于一统。

1.学主兼综，融汇众说于一书

熊过主张博闻广见，亲师取友，反对空谈性命，于学主兼采群家而折衷之，务实疾虚，在总结历史陈说，保存文献旧说，推陈出新，汇而一之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说:

学者博依前闻，睿哲之言，可征睹也。仲尼曰:诵诗读书，与古人居。雅言诗书执礼，绝铁灭漆，易道乃明。求百二十国宝书，或据灶觚而听其读。斋戒北辰，告于天曰:“《孝经》、河洛谨备。”其好古敏求若斯之勤也。盖三元八会，不可究诘;梵语佉卢，或左或右，书革旁行;河图绿字，税辞离志，亦各乘宜而用，曷庸舍旃?苟曰任心自足，其于畜德，何异于孔氏哉!明兴迨今，郁郁然文章著矣。后死之士，与于斯文，挟策而言，各异其旨以骇听。上者谭性命，次工词章，废弃前闻，不守师法，于是古之籍亦散逸不收矣。(《南沙先生文集》卷1《山东李氏书目序》，第539页)

《北堂书抄》引《孔子世家》:“孔子晚喜《易》，韦编三绝，铁三折，漆书三灭。”熊过援引古书有关孔子读书为学的记载，主张“博依前闻”，反对“任心自足”，对明代空谈性命，废弃前闻，工词章而不守师法的学风深加斥责。熊过认为“夫学者所乾乾惕若，岂非为备道载”，“学以谋圣，故欲其通也”，反对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塞其兑，扞其外，日新之业，无以为也”的认识，主张“即心以博则约”，以为“水无不潴焉而后大，非先弃细流，多以为畜，是学之喻也”(《南沙先生文集》卷1《赠田希古提学湖广序》，第536页)。在由博返约，以道为归的基础上，熊过还讲求亲师取友，以为“学者牵于所见，闻人私其学，不因异而求为同，此何异画地而踞，驰心域外，其心不达明矣”(《南沙先生文集》卷1《重刻戊子同年录序》，第538页)。他“十余年绎其义，而参稽者又二十余年，而后其书大备”(《松石斋集》卷17《熊南沙先生墓志铭》，第253－254页)，所学经历正是其学道思想的真实写照。

熊过于《周易象旨决录》中广采众多易家之作，甚至于佛道二教有关易学者亦兼采之。其所采之广，所引之众，至清全祖望考其乡邦文献，亦为叹服，而其保存文献之功，尤当称述。全祖望称:

程子尝言易学多在蜀中，后三百年而蜀又以来《易》名于天下。然来《易》自空山积悟，虽多心得之言，而目不见先儒诸笺疏，雷同者有之，或以僻陋乖戾者言之，良可惜也。不知来《易》之先，乃有南沙熊氏之《易》。盖其谪居滇池所作。南沙于书无所不窥，而《易》为尤邃。其博引诸先儒之说，最为该备，来氏远不逮也。以予所见宋元《易》解一百五十家，明嘉靖以前亦数十家，南沙书中无不有之，而时时有予所未见者，即以吾乡先辈《易》解如宋之王先生太古，明之黄先生南山，其书今不可得矣，而南沙皆引其异同。博矣哉!甚矣，蜀之多《易》也。

清初钱谦益也认为熊过在广采博引方面有突出贡献，以为“古今学《易》者，……纂集之家，远则李鼎祚，近则俞琰、熊过”，熊过的纂集之功可与李鼎祚、俞琰诸易学名家媲美。

2.长于折衷，会归象旨于一统

熊过不仅广征博引，而且还在此基础上，评判诸家得失，而折衷取舍，以定于是，为功亦巨。刘愭称:“《象旨》……大抵折衷群言，会归一统。”

熊过不赞成“鼓箧挟荚则充然彭亨而中腴，释鼓箧挟荚则戋然蒙侗而中干”，认为此乃“俗学”;但也反对“不学而知，不虑而能”，“取足于我”，“独在小己而废弃前闻”，认为此乃心学家“求诸内”的“简易”之学(《南沙先生文集》卷1《送金隆仲教谕之临颖序》，第547页)。熊过之学，“多求经师之语，视心所安择焉，心所未安，虽圣哲之言者，持之不肯下”;“往往好窥老释百家之说，以审同异之变”;“间称说古文词，亦或征轶事璅语以游艺”;“博学而反约”，“验心体之无不贯而鼓舞以尽神”(《南沙先生文集》卷1《送金隆仲教谕之临颖序》，第548页)。他博而能约，并以心体悟而贯通之，以尽圣贤典籍的内在精神要旨。

考察熊过解释象旨的方法，大要四:其一，综汇众说，而各陈其是非;其二，评判诸家得失，以其中一说折衷之;其三，会通二说，兼采其义;其四，梳理源流，各辨其因革。熊过综合汇集历史各种有关的解释，类而别之，辨而明之，审其异同，择其心之所安，然后融会贯通，以尽圣人之蕴。其广征博引，融会折衷，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的信息，使人观其书即可知前人成说如何，是非得失又如何。熊过在综汇众说而各陈其是非中，实际上是对各种学说作了历史性的总结。

熊过在《自序》中明确地解说其融会折衷象旨的标准道:

或云:象一定，则裁成何寓哉?曰:天人一也，郑颛天，王乃颛人，学徒病之久矣。有能类万物之情，会其一源，出入以度外内而知惧者，是《易》之道斯其为己易也。道术裂，百家出，多缘起于阴阳，可推而通《易》，为无害也者与?始近而末遂远者，亦间附焉，以见易藴，犹曰在学者引信触类以辨之耳。乃若道器、太极，说有不同，古先者约文申奥，据《易》证焉，庶明达，省之有以相发，其要不越乎“类物之情，象其物宜”云尔。其升阳子数四，则本易外别传，然道贯物我，施由身始，亦不可废也。(《周易象旨决录》卷首《自序》)

象旨一定，但历来学者论说不一。熊过认为天人合一是确定象旨的根本依据，郑玄专论天象，王弼专言人事，皆不合象之旨。象旨的根本在“类物之情，象其物宜”，而其目的则是“出入以度外内而知惧”。有了这样的标准，熊过便可是非一切易说，无论是郑、王等百家之说，还是“始近而末遂远者”之说，甚或是“升阳子数四”等易外别传之说，皆可自如地折衷，而不偏离于圣人之道，而能得象之旨。

熊过广采博引众多易说，而评断其是非，通过融会折衷，扬弃诸儒之说，定象旨于一尊，以达到“决录”的效果。清四库馆臣议“决录”之名，据赵岐《三辅决录》，以为“命名之义，古无传说，以意推之，盖定本之谓也”(《四库全书总目》卷5《周易象旨决录提要》，第29页)。余嘉锡据《后汉书·赵岐传》注引《决录序》，以为“‘决录’之决，犹‘决嫌疑’之决，谓决断其贤愚善否而录之，使有定论耳，非谓定本也”。此说以史为据，纠正了四库馆臣之误，虽其“决录”意乃赵岐之意，但与熊过命名中的“私窃取”之意相符。熊过将书名由《易象旨》改为《易象旨决录》，最终认定自己对象旨的解释确实可信，可以用其认知决断先儒之说，而定于一尊。

今综考熊过的引证与案断，其博引诸家确可称道，尤其是保存了大量易学佚文，能使我们能够窥见已经佚失了的大量易学家的易说，并为后世的辑佚提供了方便。但在论断方面，熊过坚持以“象旨”为断，虽广引众家说，而折衷取舍，但也有不少引而非之，不言其据，显得主观、武断。

熊过不直书象旨，而“采诸家之说而萃其中”，通过折衷的方式来阐述其易象之旨，难免繁芜而有伤《礼记·经解》所谓“《易》教”的“洁净精微”之旨，影响到对象旨的理解。对于此，他曾经想模仿吕祖谦《东莱读书记》的方式，先“大书正意”，直接陈述象旨，然后“分注所引之语”，附录所采诸家易说，达到两全齐美的效果(《南沙先生文集》卷4《答方十洲太守书》，第618页);他又曾想仿朱熹先撰《四书或问》，然后萃其精而作《四书章句集注》的方式，先为《易象或问》，萃录诸家易说，后为《易象旨》，萃其精而直陈象旨(《周易象旨决录》卷首《周易象旨决录私识》)。但是，熊过并未能实现其心愿，一则其书基本完成，再加重编，实为不易;一则其书已为他人所刊刻，广为流传。此外，他折衷群言以阐发易旨，不仅合诸儒之说与易象之旨为一，较朱熹分《或问》和《集注》为二的做法更能省两读之繁，而且“不直则道不见”，通过“旁击诸家”(《周易象旨决录》卷首《周易象旨决录私识》)，更能阐释易象之旨，所以也就因而不改了。显然，熊过若能完成其愿望，无论采用两种方式中的何种，其效果均较现有《易象旨决录》一书为好。

四、以象为主，辨证经传

自唐中后期以来，疑经惑传之风盛行，对《周易》文本的考订质疑从未间断。熊过对此也不例外，但较宋明儒多臆断而言，熊过则“以象为主”，“义必考古”，讲求实证，大开考据之风。

1.以象为主，订证今文

熊过于《易》，“义必考古”，而取舍标准则是“以象为主，据他书以证今文，合象则从”。全书“证字者一百一，证音者三十八，证句者二十六，证脱字者七十九，证衍文者三十，证移置者三十二。旧以为误，今证还其旧者三;旧分段不明，今正之十。传附经者一条，分纲下而注之”(《周易象旨决录》卷首《周易象旨决录私识》)。

对于这些改易，熊过也作了多方面的考虑。首先，熊过担心别人“以凿空”怀疑他，于是据他书以证今文时“必有所据而后敢”改，所有改易“皆援据前闻，非由臆造”。其次，所有改动，“但注某字据某书当作某，亦不敢擅改经文，犹属谨严”(《周易象旨决录》卷首《周易象旨决录提要》)，即效法郑玄，仅于注中注明改易，而不直接改易经传文字本身。再次，对经传文辞的改动，先于各注文内一一详细梳理说明，然后又于卦末或各章末作总结附录。此外，他担心别人“臆测说经”，又于“序首先见之”。曾省吾建议将其援证今文者单独列于卷首，熊过以为正与其意相合，故接受了这种意见，在全书卷首《私识》中疏列了各种改易情况，于是“气脉益联络矣”(《周易象旨决录》卷首《周易象旨决录私识》)。

2.辨证旧说，疑信参半

熊过对于欧阳修怀疑《文言》、《系辞》等说，持保留态度。他说:“欧阳氏疑此讲师自为问答之辞。今按其义，讲师不能及。第‘子曰’字，其所加也。”(《周易象旨决录》卷1《乾文言》)显然，熊过仍然认为《文言》乃孔子之作，但也有讲师所添加的个别字词。叶适称:“学者于孔氏《易》之成书无所得，惟《大传》以下之为信，虽非淫诬幻怪者，然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之道犹曰出入焉，于是厘拆其大旨。”熊过认为其说“因欧阳氏而更张大之”(《周易象旨决录》卷5《系辞》)，过于决断，不敢信从其说。

不过，熊过继前人之后，对《序卦传》持怀疑态度。熊过疑其“发言浅末牵绕”，但又不赞同叶适之肆为异说。明代理学家湛若水称:“《序卦》者，君子之读《易》至此而有感焉。《易》既成而象之者也，是故其言序者，顺其指，达其辞，枝而牵，其圣人之疑乎?”熊过对此颇为赞同，他考察僧一行引孟喜序卦说、郑本引《乾凿度》说、《淮南子》引《易》、《说苑》引孔子告子路之说、荀爽传引易说，以及晁以道据王昭素说补《序卦》等，以为“是《序卦》者，经师互有异同，亦容有经师之说参乎其中矣。其浅末牵绕，奚暇论之哉”(《周易象旨决录》卷7《序卦传》)!宋代朱新仲据僧一行所引孟喜序卦说，以为“《序卦》非圣人书”，程迥更就此而断言“今《序卦》亦出于经师可知也”。熊过在程迥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六条证据，继欧阳修、程逈之说后，确认《序卦》之说，历来不同，并可能篡入有经师之说。尽管如此，熊过仍以《序卦》自有其义理所在。他赞同俞琰以上下经各十八卦，乃八卦各相交为说，而以胡一桂据《先天圆图》而作的解说为“巧”而非之。

对于马融以来的周公作爻辞说，熊过历考经传，辨其非是。他认为“马融、王肃、姚信谓周公作爻辞”，于《易》“初无明文”，并有针对性地对诸说一一加以辩说。熊过力破周公作爻辞之说，主张爻辞亦为文王所作，便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朱熹四圣之说。对此，他明确非议朱说，称:“朱子分‘设卦观象’者羲易，系彖辞者文易。然生变化而有爻辞，亦文易耳，谓周公之易非也。”(《周易象旨决录》卷5《系辞》)但在事实上，熊过对周公与《易》无关说没有坚持到底，或者说其书还没有完全消除周公作爻辞的影响，显得体例不纯，前后不一，这从其在文中间称“周公”即可知之。

自王弼以来，以义理解说《周易》成为易学的主流，尽管宋代陈抟而后有图书之学，以图象、数学论《易》，但大多疏于征实。全祖望以为明末王学已走入末路，“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故对熊过能广征博引甚为敬重。清四库馆臣亦称:“王弼以下变而谈理，陈抟以下变而言数，所谓各明一义者也。后人并而一之，概称象数，于是喜为杳冥之说者并而扫之，乃讳言象数。明人之《易》，言数者入道家，言理者入释氏，职是故矣。”熊过一改传统，以象为主，重在折衷诸儒象说，考订字、音、句读、脱文、衍文、错简及分段等《周易》文本，务于征实，颇为严谨客观。“过作此书，虽未能全复汉学，而义必考古，实胜支离恍惚之谈。……皆据前文，非由臆撰，又但注某字据某书当作某，亦不敢擅更一字，在明人易说之中，固犹属谨严矣。”(《四库全书总目》卷5《周易象旨决录提要》，第30页)

在考据方面，熊过还有不少失误之处，不单援引不周，而且“所据之书，如郭京之伪托旧本，吴澄之妄改古经者，概用援引，不免轻信”(《四库全书总目》卷5《周易象旨决录提要》，第30页)，“又如《坤卦·小象》但知《魏志》之作‘初六履霜’，不知《后汉书》之实作‘履霜坚冰’，亦间有未审”(《周易象旨决录》卷首《周易象旨决录提要》)。此外，熊过引易说者虽众，但也有未得其精神，未能鞭辟入里，引而少断，断而不精的情况存在。

五、结语

清四库馆臣称:“过尝注《周易》，专以明象数为事，论者与来知德并称，盖不主先儒旧说者。”熊过的易学综汇众家易说而折衷之，以会归象旨于一统，在折衷中往往独立新说，有理有据，颇有见的。他的易学成就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学者。杨慎盛赞熊氏经学，称其“文章声价流南省，经术精研贯木天”。在《杨稊柳稊》札记中，杨慎更以“南沙熊叔仁《周易象旨》具此义，余为衍之”。李元阳称赞熊过“曾观《易象》传，蚤契伏羲神”。焦竑则说:“疏解所见甚多，吴草庐《纂言》、石涧《易说》与近日熊南沙《象旨决录》皆不可不看。李鼎祚《集解》、李彦平《义海撮要》皆可备看。”潘士藻非常看注熊过的独到见解，在所著《读易述》中，大量援引其说。崇祯十一年(1638)，乔若霁称“近代言《易》诸家”中，其“取象之切者则莫如熊南沙”，乃是“精义入神、穷神知化者也”。钱谦益则将熊过与明初赵子长、明末何玄子相提并论，作为明代国史儒林传之首选。万斯同认为:“过学通经术，文章简古，著《周易象旨决录》诸书，谈经者尚之。”

熊过博而能约，又“义必考古”，汇聚众家易说，保存了大量遗说，成为后儒考据的凭依。不仅如此，他颇有考据之风，在融会折衷中力图一统象旨，又以象为主，订证今文，辨证经传，在事实上对易象学作了一次综合性的总结。此外，熊过以精通道教知名，时常以丹道解《易》，又在性命义理上是非三教，以道为归，提出“阴阳得中者为道”，并对道器之说作了深刻的辨析，也颇有新见，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金生杨，历史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易学史、蜀学的研究。

文//来自于《周易研究》2013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