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怎样的报刊 曾获孙中山与毛泽东盛赞

原题：孙中山与毛泽东盛赞《民立报》

1910年10月11日（宣统二年九月初九）在上海创刊的《民立报》，连同此前在在上海创刊的《神洲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是在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成立后，革命党人在国内创办的影响最大的几份报纸，革命党人于右任、范鸿仙、宋教仁等人为这些报纸的创办人，并担任编辑、撰稿等工作，积极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这些杰出的爱国报人、革命的宣传家，忧国家之所忧，想人民之所想，敢言人之不敢言，写下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光辉璀璨的一页。

《民立报》

《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特别是存活时间较长的《民立报》，所发表的战斗文章，对宣传民主、自由、人权，唤醒民众起来投身反清革命斗争，对伟大的辛亥革命，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他们在这些报刊中所写的社论、短评，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深邃的政治眼光、犀利的笔锋、博雅的文采，宏论崇议，宣传了民主革命的道理，揭露了专制制度的腐败与罪恶，及时介绍了革命形势的高涨与各地革命党人英勇的斗争，批驳了各种蛊惑人心的错误观点，因而深得人民大众的喜爱与传诵。有论者称，读《民立报》的时评，就像是面对一团火。这团火，舌焰熏天，热浪炙人；有赤地之威，燎天之势；在这火色绛光中，定有金光四射的火凤凰振翅而出，扶摇直上，翱翔于九霄。

最早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著名的革命党人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中的《民立报与辛亥革命》一文中，说：《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上的战斗文章，“遂令全国之革命浪潮，有黄河一泻千里之势，是岁八月（按：指农历八月，公历为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不数月而各省络绎回应，清柞以亡。则两报文字之功，为不可没矣”。

当时，孙中山先生称赞《民立报》，“神笔，胜十万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5日从国外回到上海。他首先来到设于上海公共租界望平街的《民立报》馆，看望、会见《民立报》的创办人与写手于右任、范鸿仙等人，并为《民立报》题“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右任、范鸿仙等人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1912年1月1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热诚邀请于右任、范鸿仙等《民立报》的多位同人，到政府各重要部门任职。于右任担任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主持部务；宋教仁任法制局局长；范鸿仙则在参议院任职。

1912年3月27日，孙中山在南京即将辞临时大总统职时，致书北京的袁世凯，高度评价了《民立报》等革命报纸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说：“查报纸代表舆论，监督社会，厥功甚巨。此次民国开创，南北统一，尤赖报界同心协力，竭诚赞助”。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于右任亦辞交通部次长职，回到上海，与范鸿仙等人会合，继续办《民立报》。

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在上海，于午后5时，在胡汉民、沈缦云的陪同下，再次来到《民立报》报馆参观，并与报社人员讨论新闻事业。孙中山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了《民立报》等革命报刊对辛亥革命的发动与成功，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对报社人员在今后的新闻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说:

“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以能居鼓吹之地位者，因能以一种之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其初虽有不正当之舆论淆惑是非，而报馆记者卒抱定真理，一往不渝，并牺牲一切精神、地位、财产、名誉，使吾所抱之真理，屹不为动，作中流之砥柱。久而久之，人人之心均倾向于此正确之真理，虽有其他言论，亦与之同化。惟知报纸有此等力量，则此后建设，关于政见政论，仍当独抱一真理，出全力以赴之，此所望于社中诸君子者也。”

《民立报》在第二天，即1912年4月17日，及时报导了孙中山来到《民立报》报社参观，并与报社人员讨论新闻事业，所发表的上述讲话。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曾是《民立报》的忠实读者，并深受该报的思想影响。1936年，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回忆了他在1911年5月，阅读《民立报》的情况与感受，讲道: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1911年，毛泽东18岁。这年春，他第一次离开家乡湘潭韶山冲，来到省城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里，他首次看到《民立报》，为其吸引。他在《民立报》上所看到的的“黄兴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是指1911年4月27日，黄兴、赵声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革命党人斗争的信心，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加速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有七十二烈士殉难，葬于广州黄花岗。

孙中山与黄兴

《民立报》对“黄兴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作了多次的报道与热情洋溢的评论。

1911年5月2日，《民立报》“大陆春秋”栏，以“孤鸿”为笔名，发表短评《岭南之杀声》，评说温生才刺杀孚琦与黄花岗起义，欢呼辛亥年全国反清革命运动的高涨，写道：

“伊犁片马，警耗未终，而五岭以南杀声又起，何辛亥岁中杀气之盛也。 温生才刺客也，伏尸不过二人，流血不过五步，若此次广州之大革命，其杀声又过前此万倍。”

1911年5月10日，《民立报》“大陆春秋”栏，以“孤鸿”为笔名，发表短评《黄花岗下之七十二鬼》，深切悼念并高度评价不幸遇难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位烈士，满怀深情地写道：

“羊城黄花岗，一西湖之岳坟也，然岳坟下之雄鬼，仅仅一名而已，故知黄花岗者，其声价又超于岳坟七十一倍也。 贪官污吏，相戒不过钓鱼台，不过畏严光之清高耳。夫严光死后之威尚如此，然则黄花岗下，满人敢从此过乎？ 以七十二名之革党，而丛葬于一隅，吾知其怨气所郁积，终必发为噫气，震陷羊城也。”

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指挥者之一赵声，在撤回香港后不久，因悲愤欲绝，于1911年5月18日去世。这是革命党人的又一重大损失。1911年6月3日，《民立报》“大陆春秋”栏，以“孤鸿”为笔名，发表短评《噫 赵声死矣》，指出赵声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完全是中国的不良政治造成的，赵声虽死，但“赵声死而黄兴存，而无名之赵声与无名之黄兴者，尚不知有几何数也”，他们将使专制政府的大小官僚门再也不能高枕无忧了，写道：

“赵声者，军界中之一人物也，统带江南，统带两粤，非数日矣，乃无端而忽入革命党，又无端而病死于医院，噫！赵声竟死矣，然而使赵声至于此者，则不良之政治为之也。

……呜呼！赵声死而黄兴存，而无名之赵声与无名之黄兴者，尚不知有几何数也。吾政界之肉食者，讵能高枕而卧乎？”

黄花岗起义领导人赵声

18岁的毛泽东受到《民立报》革命宣传的很大影响。他从中知道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知道了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知道了各地革命党人发动、领导的多次反清武装起义。他开始拥护孙中山与革命党人，还在激奋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政见，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毛泽东还支持当时长沙革命党人秘密策划的反清起义，并在学校里第一个剪掉自己头上的长辫子，还强制十几个人也剪掉他们的辫子。1911年10月10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长沙的革命党人迅速响应，于1911年10月22日发动起义，成为全国最早宣布反清独立的省份，有力地支持了湖北武汉的革命党人。10月底，年轻的毛泽东毅然脱下学生装，报名参加革命军，在湖南起义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相当于旅）五十标（相当于团）第一营左队（相当于连），当一名列兵，参加辛亥革命。毛泽东在军队里，除认真接受军事训练，还非常重视研究时事与社会问题。他把每月的饷银，大都用来购买各种革命报纸，贪读不厌。直到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满清专制政府宣布退位，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才离开部队，继续求学。

从远在湖南长沙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受《民立报》的重要思想影响，可以看到这份革命报纸在当时中国社会各界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可以看到该报对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的解放与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