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的“剩女危机”，娶老婆不难嫁女儿却要倾家荡产，太奇葩

尽管“剩女”一词，近年来通过网络及影视作品不断被渲染，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但是，目前人们仍未有统一的“剩女”定义。一般意义上来讲，年龄是“剩女”群体重要的界定标准。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的“剩女”是指：年龄在二十七岁以上还保持单身的女性。

其实，“剩女”并不是现在才有，早在宋朝，女儿出嫁难，就已经成了父母们的“心头病”。大家都知道，北宋和南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经济繁荣。然而，与此同时，也会引发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就是：剩女危机。

那么，宋朝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姑娘们出嫁难的现象？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例子中找一下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看范仲淹族规：

范仲淹在自己为范式宗族“福利基金”撰写的《义庄规矩》中写到：“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这句话意思就是：若是族人中有嫁女儿的，给嫁妆30贯，若女儿改嫁则再给20贯，若儿子娶妻则拨出彩礼20贯，再娶则不再给钱。

从这里，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当时女性出嫁所携带的嫁妆，是比儿子娶妻所带的彩礼要多的。且即便二婚，嫁妆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男子则并无此繁文缛节。

那么，当时的20贯和30贯，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水平？

一贯是1000文铜钱，而范仲淹制定族规时，大米市价50文一石，宋朝时期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65升，装满大米大概100斤。就是说：一石米100斤值50文钱，折合1文2斤大米。算出来一贯能买2000斤大米，这2000斤米按照现在的最低价也得4000人民币。最终，折算20贯相当于8万人民币，30贯就等于12万人民币。这个价格，在当时也足可以置办几十亩的良田。

如此之数，这么多的彩礼和嫁妆，换做是谁，谁都头大！

作为北宋名臣，范仲淹位及户部侍郎，百年身后亦追封楚国公，俸禄必然不会少。而范仲淹一手承办的义庄，实际上，就是宗族内部的慈善组织。若是有入不敷出、婚丧嫁娶缺钱、无处可住的族人，都是由范仲淹养活着。如此这般，即然义庄是慈善组织，当然，不可能奢靡无度，铺张浪费。

由此可见，族人嫁女由义庄支出的三十贯，其实，在当时也只不过是刚刚够上高额嫁妆的及格线而已。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苏辙嫁女：

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并列“三苏”、“唐宋八大家”。宋徽宗初年，苏辙为了筹办自己女儿的婚礼，卖掉了自己家在河南新乡的土地，从卖得的钱中，拿出了一部分当作女儿的嫁妆。那么，这一大块好地，所卖出来的嫁妆钱有多少呢？九千四百缗。

这“九千四百缗”，就是9400贯。北宋末年纸币流通量太大，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贬值，才造就了9400贯这样的天文数字。即使如此，当时的一贯也能换现在的300人民币，这么一算，苏辙的9400贯，竟然有282万！虽说，当时苏辙明面上没有说什么，嫁女时依旧是欢天喜地、十里红妆，但是，后来依然被发现：他在日记中所写的“破家嫁女”，简直令人忍俊不禁。

用良田换做9400贯，要如此一笔巨款，才得装点了女儿的妆奁，这的确如倾家荡产就为了把女儿嫁出去，没有什么差别呀！

最后，我们则看看袁采的忠告：

袁采生不详，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淳熙五年（1178），任乐清县令。袁采在任职期间，为官刚正，体贴民情，处理过很多琐碎事情。他曾说过：“若自己家里并非什么豪门大户的话，就要在自家女儿尚小时，就做起嫁妆的打算来。”

这便是说，为了筹办女儿的嫁妆，要早早地开始攒钱，不要等到三书六礼到了“纳礼”一步时，才发现自己给女儿准备的嫁妆不够，白白耽误了女儿的婚姻。但是，袁采却并没有特别强调过：生养儿子的家庭也要及早筹钱准备彩礼。

所以，从这里可以见得，那时男子娶亲并不像女子婚嫁一般，有如此重的经济压力。

虽有如上的例子，但是，范仲淹并不是什么小门小户，家大业大的人，自然为家中定下的规矩，也相对较高。而苏辙之父苏洵乃秘书省校书郎，其母程氏乃眉山富豪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自身亦是太中大夫。可见，家门之显赫，自然女儿的嫁妆也远超常人，支出如此巨额的嫁妆，多半还是为了支撑起女儿在婆家的底气，不要没了父母的庇护，在夫家受了欺负才行。

尽管，宋朝的平头老百姓们并不至于如上述几位一般准备那么庞大的嫁妆，也并无心里考虑，婆家是否会因为嫁妆而对自己的女儿挑三拣四。即便是，要求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但是，女儿出嫁时的嫁妆，也依旧给这些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至于，宋朝时“剩女”一度成风。由于父母实在拿不出高额的嫁妆，女儿们只得个个年逾三十，却仍旧待字闺中，着实可怜！

为此，宋朝的部分地区就曾颁布了规定：限制嫁妆的奢靡攀比之风，但是，很可惜还是拗不过民意，最终，收效甚微。

参考资料：

【《宋史》、《剩女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