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垃圾分类顺利落地，治理“膀爷”却引舆情？回顾历史寻找答案

如果要评选今年夏天的网络流行词的话，我想或许“膀爷”以及衍生的“京基尼”，还有“垃圾分类”这几个词会占有一席之地。炎炎夏日，老少爷们光膀子上街，早些年这可能是很多城市常见的街头一景，当然近年也一直有声音对此行为提出批评。不过，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由官方出面给出规定，部分地区还要处以罚款，这力度确实是空前的，可谓是“重拳”了。垃圾分类政策也经过多年的宣传和试运行，正式在上海落地，很快将要推向全国。

不过如果我们翻看这两件事儿的网络评论，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与垃圾分类舆情向好不同，对治理着装这个事情，虽然多数人都认为赤膊上阵是不文明现象，但对政府以法律和罚款的手段进行处理，相当多的网民认为这是“多管闲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其实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古代大致都可以归于“移风易俗”，这是古代官吏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能之一。古代的官吏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先来讲两件旧事，然后再说说咱对这个事的看法。

一、文翁化蜀的故事

先说一个比较著名的故事，文翁化蜀。这也是古代地方官“教化”职能的经典案例了。

文翁(公元前187～前110)，西汉著名的循吏。文翁是庐江舒人（今安徽舒城县），西汉景帝末年到武帝时期，担任蜀郡的郡守长达数十年。西汉初年的蜀地，在都江堰的支撑下，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文化上还很落后，史载文翁赴任的时候，那里“辟陋有蛮夷风”。文翁决定改变当地这种“辟陋”的风俗，他选择的切入点是兴办教育。

文翁讲堂

说到西汉的教育，我们知道在中央有太学作为最高学府。但是在地方上，在西汉前期是没有官办教育的，而且读书-做官这条阶层跃迁的通道也要等到武帝建立察举制以后才逐渐完善。所以在当时的蜀郡，很多人并不觉得读书是件特别有用的事。

针对当地人的这种心态，文翁首先选了几个样板出来。他从蜀郡当时读过书的人里选了比较优秀的张叔等十来人，送他们到长安的太学里深造，还从郡府的用度里省出钱来为他们去长安打点。过了几年，张叔等人学成归来，成为文翁的左膀右臂，后来有人还做到了郡守这样的高官。

汉代讲经画像石

有了张叔这些人做榜样，蜀郡的人开始认识到读书的好处了。文翁开始在成都建立学官，招收郡县子弟为学生，免除他们的徭役。之后，文翁从每届毕业生里选最优秀的充实到郡县的官吏队伍，差一些的也能在乡里基层安排职务。总之，这些人都实现了从民到官的身份转变。这些毕业生，后来就成了蜀郡教化宣传工作的主力军，深入田间地头甚至闺阁里，给老百姓讲述读书、明礼的好处。又过了几年，在整个蜀郡都出现了入学官读书的风潮，甚至有些富人还要多出钱为孩子谋一个上学的机会。史载：整个蜀郡“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二、所谓“或有恩赦行下，亦不在论理之限”

第二个故事的时间跨度就比较长了，大概从隋唐一直到明清时期。可能许多读者也会略感陌生。

首先说一下标题中的这句话，这句话是隋唐五代时期在民间的借贷合同里常出现的一句话，与它有类似意思的话还有“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字面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当政府出台文件，要求赦免公债和私债的时候，这份合同依然有效。

敦煌吐鲁番文书，包含大量当时的契约文书

中国古代在灾荒年间，政府会出台一些借贷种食的政策，这是古代荒政的一项内容。对应的赦免公债，这是古代比较常见的一项仁政，就是政府放弃了债权人的权利，借债的百姓不用还钱了。可中国古代的皇帝们，往往都有一种“父家长”的心态，觉得天下百姓都是他的子女，所以百姓之间的私事儿，他往往也想管一管。于是就有了后面这个赦免私债的做法。比如西汉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就有过诏书：“还息与贷者必不可许”，也就是说一应官私债务全部赦免。据学者霍存福的研究，这种赦免私债的行为一直延续到元初。

当铺，可能是我们最熟悉的古代借贷方式

具体分析的话，皇帝下诏赦免私债，情况其实比较复杂。这些被赦免的债务里，既有因为年代过于久远，债务人死亡的；也有本身取息过律，超过一本一利规则的；但也有不少就是日常民间的合法借贷。所以，我们在唐代借贷契约中看到的这个“或有恩赦行下，亦不在论理之限”，算是针对官方这种赦免行为的一种“抵赦条款”。

这种抵赦条款的出现，实际上体现的是民间借贷习俗，与官方正式制度的一种博弈。这场博弈的过程中，自然是互有胜负。但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在明代以后的官方诏令中，已经看不到赦免私债的内容了。

三、到底该如何移风易俗？

两个故事讲完，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今年夏天，各地重拳治理男性不文明着装的现象。首先说，这种赤膊上阵的做法，是否是不文明现象？答案当然是“是”。但以法律、罚款这种手段去治理，这种移风易俗的做法，是否合适呢？为何同样是移风易俗，垃圾分类就没有引起太大的舆情反弹？我想分这么三个方面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1、公权与私权的边界

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私权的观念，这一点从前面第二个故事也能体现出来。虽说从孟子那会儿就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历朝历代也都有一些保护私人权利的法律法规，但这些实际上都是御民之术。也就是说，当政者对于保护私权，是出于一种工具理性而采取的做法，而不是出于一种价值理性。这就导致了公权入侵私权领域的事情，时有发生。虽说从近代以来，我们逐渐地引进并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明观念，也逐渐明确了私人权利的地位，但几千年的影响，不是这么容易就能消失的。

孟子画像

具体到治理赤膊这个事情，穿衣方式这本来是一个私人问题，有的人大夏天也要着正装，有的人就喜欢怎么舒服怎么来。但不管怎么说，衣着不得体最多也就是个“有碍观瞻”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威胁到社会公众的财产生命安全，需要公权力以法律的形式来介入吗？我觉得是不必的。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维持人类社会基本秩序框架的机制，不可能也不应该覆盖到每一种具体的人类行为。而垃圾分类的事儿，却是切实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的，所以动用法律，大家也都比较能接受。

2、因俗制礼和以礼化俗

中国古代讲究礼制，这里的礼，实际上也就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一整套规范，包含了道德和法律两方面的内容。礼是怎么来的？古人讲圣人制礼作乐，但实际上这一整套的秩序规范，并不是圣人自己想出来的，它必然要考虑到治理对象的具体情况，也就是俗，所以要因俗制礼。而礼的产生，并通过法律和道德教化进行落地之后，自然也会对俗产生影响，这是以礼化俗的过程。

传说中制礼作乐的周公

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改开以来高速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撕裂。掌握公权力的社会精英阶层，在“制礼”的过程中，是否还能考虑到非精英阶层的基本情况，做到“因俗制礼”呢？如果不能，那么在后续的“以礼化俗”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激烈的矛盾和对抗。就像今年夏天各地治理赤膊的政策，有网站做了问卷调查，就有六成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通过法律罚款的方式是“不合适的”。

相比较而言，在上海试行的垃圾分类政策，就更多的考虑到了市民的实际情况。一方面上海的市民在全国来说，平均素质都属于上乘；另一方面，在政策落地之前，实际上上海市就相关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的铺垫。所以，执行起来自然就更加顺畅。

3、所谓“教化”，重点在“教”

到底该如何进行移风易俗？其实文翁化蜀的故事，对今天的执政者依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文翁到了蜀郡之后，面对当地“辟陋有蛮夷风”的民俗，并没有选择直接利用政治权力进行对抗和改造，而是选择了教育作为破局的切入点，这无疑是很具有智慧的做法。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他并没有表现出高高在上的灌输的姿态，而是很注意榜样的力量，将受教育，守礼仪的好处清楚明白地展现在民众面前，激起了民众对读书自发的向往。在这个过程中，历时十几年，终于使得蜀地的民风有了很大的改变。

其实，说到移风易俗，教育本身就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回到赤膊这个事情，笔者记得小的时候（30年前吧），老少爷们夏夜里光着膀子在路边乘凉，是非常普遍的行为。但三十年后的今天，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了相对少数（绝对人数依然不少），多数人都能认识到，这是一种不太好的行为。这实际上就是近三十年来，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有着巨大提升的一种表现。我相信假以时日，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这样的行为自然会逐渐消失，为何要如此急迫地动用法律去“强制执行”呢？

上海的垃圾分类采用了各种教育的方式

此外，文翁在施政过程中，还有一点做得很好，那就是他并没有表现出知识精英那种高高在上的灌输的姿态，而是将教化的工作做得非常亲民，甚至深入到田间地头与闺阁之中。对比一下今夏的“赤膊”事件，有些官方媒体动用国家公器，公然对赤膊者冠以“膀爷”这种带羞辱色彩的称呼，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

文史君说

赤膊上街固然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但移风易俗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在礼俗互动的过程中，礼的制定要考虑到与俗的适应性，这样才能减少在后续以礼化俗过程中的摩擦成本。今夏各地通过立法、罚款的方式，来治理赤膊的现象，初衷或许是好的，但具体的做法上，确实显得过于操切了。对比一下上海在处理垃圾分类问题上的具体做法，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循吏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2、霍存福：《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3、张姗姗：《古代中国的“契约自由”：文本与实践的考察》，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作者：浩然文史·李一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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