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汉代集权的起起伏伏

提到集权，相信诸位都不陌生，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它一直是普遍的政治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集权的倾向也就越是明显。不过这个过程并非是平滑的直线，而是起伏不断的，仅仅汉一个朝代就是如此。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从中央与地方单位的角度，来看一看汉代的权力分配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遵循着怎样的逻辑吧。

【西汉广大的疆域给管理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奠定基调的汉初

自从刘邦一统天下建立汉朝，就已经开始了集权过程，不过在经历了春秋战国两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后，刘邦并未像秦那样粗暴的终止地方的自治，而是权宜地分封了大量诸侯国，避免重蹈秦的覆辙。不过成为第二个周天子并非是刘邦的想法，从他登基开始，不论是否有意为之，藩王的权势都在不断的削弱，而这个过程更是被汉景帝、汉武帝给继承了下来，所以《削藩策》、《推恩令》才被拿上了台面，由此带来的变化则是诸侯国到汉武帝时已彻底被中央所压制。

【刘邦继承秦制那一刻起，就奠定了汉朝的整体基调】

既然诸侯都不断受到中央的压制，直辖的郡县就更是难以避免中央的强权管控了。汉初继承秦制，以郡为最大的地方行政单位，其下设县，而诸侯国则与郡同级。为了保证地方没有坐大的能力，刘邦对直辖的郡实行军政分离的策略，一郡的长官虽为太守，但他却主管民政，至于军政事务，除每年进行的军事演习外，都由都尉总领。有人会有疑问，这两个职位即便权责分开，也可以沆瀣一气啊，这非常有可能，因此针对这样的情况，汉代规定都尉虽要协助太守管理地方，却直属于中央的太尉，为此都尉和太守的官府甚至都不在一个地方，除此之外还剥夺了都尉的调兵权力，一切军队的调动都要凭借皇帝的虎符和羽檄才可进行，这样，地方的军事便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了。不过凡事总有例外，由于敌情总是瞬息万变，而且距离中央也路途遥远，因此边郡和内地是完全不同的，在汉初的边郡，太守不但总领军政大权，而且常常直接领兵作战，同时为了更好的进行军事管理，其治下还额外配备长史这样的幕僚。

【文武汉朝官员】

当然，汉初在中央集权的方面，总的来说是“漏洞百出”的，因为在军政方面，汉初不光有诸侯国这样的自治区，还有边郡这样军政一体的行政系统，而真正被中央牢牢掌控的，只有数量有限的内地郡县。而除了军政以外，汉初再无对地方过多的管控，刘邦去世后的诸位汉帝奉行黄老学说，以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为经济方针，对地方的经济发展并未过多干涉，同时鼓励商业流通和农业发展，这样的举措也促使地方的商人和豪强崛起，其势力有时甚至超过了官吏。

【黄老之说深刻的影响了汉初的执政策略】

汉武帝的极端集权

经历文景之治的藏富于民，汉武帝终于有了足够的资本收割韭菜，他首先于公元前127年颁布《推恩令》，将诸侯国不断拆解消化，使其势力变得羸弱而分散，之后再通过处罚国王罪行的方式，除去诸侯国的编制。当然，光有这些举措是满足不了他的集权梦想的，因此他在公元前106年将全国郡国划分为13个州，并设置了13名刺史每年定期巡查，打击地方官员和豪强的不法行为，之后还要将当地的情况向皇帝进行报告，由此，无论是内郡还是边郡，都被牢牢控制在皇帝的监视之下。当然，仅有行政上的管控是不够的，为此汉武帝不断扩充中央军队的编制和人数，以保证中央在武力上拥有镇压地方叛乱的绝对优势。

【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君主】

在军政上的锐意改革并不能让汉武帝满足，在推恩令颁布8年之后，他就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对商户、手工业者和运输业者征收财产税，同时，他还将盐、铁、售卖权收归国有，这样的举措为汉武帝带来了大量的利润，于是，初尝甜头的他在公元前110年，马不停蹄的向全国推广“均输”的政策，这是一种国家参与的商业行为，它以各地应缴贡品为资本，折算成当地的特产，然后由中央控制下的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卖出，以同商人逐利。虽然这同样带来了大量的收入，却还不能让“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满足，公元前98年，他进一步将酒的酿造和售卖权垄断，以尽可能的搜刮民间的财富。经过这连番的折腾，汉武帝狠狠的削弱了地方势力和民间经济，使国家机器的触手更深入地探向了方方面面。

【桑弘羊是集权的急先锋】

修补与崩坏

这样的强权管控使不断地榨取着国家的生命，加上穷兵黩武的消耗，至汉武帝末期，国家已经呈现出凋敝的景象，于是在汉昭帝即位时，便开始着手调整汉武帝的极端集权。公元前81年，汉昭帝下令召开盐铁辩论，以评估汉武帝的经济政策是否应该保留，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最终罢除了酒的垄断，但仅仅这一项并不足以改变国家的现状，于是汉昭帝紧锣密鼓的下令各地官员要抓农桑之事并颁布多项减免税、役的法令。在统治国家13年后，汉昭帝英年早逝，不过继位的汉宣帝延续了其鼓励农事、减免税、役的政策，并在其基础上整顿吏治，还利用国家干预的方式抑制了高昂盐价和粮价。

【武帝末年的凋敝让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昭、宣二帝的修补一度使国家经济得到恢复，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两位君王修补国家的伤口和汉武帝制造伤口的方式是一样的，都是利用国家强势干预的手段达成一种短期效益，整个国家仍然建立在汉武帝集权的基础之上，因此，一旦贤明君主不再存在，这样的努力便立刻会遭到极端的反噬。西汉末年的情况便是最佳的证明，从汉宣帝死后到新莽代汉的4位皇帝，个个都是无能昏庸之辈，在他们的治下，外戚弄权、官吏腐败，而托集权所赐，他们拥有无限的权力将魔爪伸向普罗大众，上至皇帝、丞相，下至公主列候，无不侵吞土地奴役平民，为了满足他们的私欲，还大肆增加赋税和劳役，甚至昔日惠民的政策也成为他们巧取豪夺的手段。于是，在百姓的哀怨之中，西汉被王莽取代了，但王莽并未解决任何问题，最终汉王朝迎来了第一个大乱世。

【王莽篡进一步恶化局势】

东汉的维持与改变

新朝末年各处势力的割据使以往的集权体制被强制洗牌，后经刘秀的努力，汉帝国终于公元25年复国。面对一片百废待兴的国土，刘秀必须要做出改变，于是他大刀阔斧的对西汉的体制进行了调整。登基之初刘秀便强调以柔治国，他先是废除了大量王莽时期定下的繁复法条，减少刑事处罚；而后又降低田租税赋，招纳流民并租借给他们公田从事生产；接着他精兵简政，将盐铁专营的控制权由中央改为地方，还裁撤了地方的预备兵员，代之以屯兵、募兵等常备军，又取消了郡国兵每年的军事演习，并将内郡都尉一职从常设改为临时，同时让太守独揽军政大权，不复设置虎符制度，可以不受干涉的募兵、调兵。

【马上夺天下的刘秀】

在刘秀之后，这些政策多数得以保留，甚至还有发展，比如公元88年时，汉和帝下令取消盐铁专营就是有力的证明。毫无疑问，兵役、赋税的减少、公田的租借使得民间的经济得以恢复；而地方军政权限的提高，官僚的精简又得以让地方军政官员可以便宜行事，每有叛乱和军情，即便是内地太守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领常备兵员进行征讨，大大提高了国防效率的同时，还避免了征调兵役、劳役对经济和国家财政造成的损害。正是这些反集权的举措，造就了东汉前期的复兴局面。

【兵役是百姓沉重的负担】

虽然东汉前期进行了可贵的尝试，却仍然没有触及集权的核心，且有反复，如盐铁专营的问题，就曾在汉章帝时期全面恢复，即便是汉和帝下令取消以后，盐铁官营也仍然存在。这样不彻底的改革造就了后来的窘境，由于国家管控无处不在，官僚系统依然臃肿庞大，所以当贤明君主不再存在的时候，官吏对于百姓的压榨便如脱缰野马般愈演愈烈，这造成了数量极多的战事，而在频繁武力冲突的影响之下，即便下放军政权力到地方，也会渐渐难以抵挡，持续的战争最终使得被波及的地区人口逃亡、依附于豪强的现象加剧。豪强是不会老老实实上税和服役的，依附于他们的人口自然也在其庇护之下，这样国家的税收状况会急速恶化，人力资源会非常紧张，为了更多的榨取资源镇压叛乱，进一步的税、役就会加诸于众，于是，恶性循环开始了，东汉也因此在公元220年分崩离析。

【汉代豪强的庄园犹如一个堡垒】

2000年的余毒

虽然教科书认为集权的巅峰在明清，不过这仅仅是从上层中央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从统治者集权控制帝国和平民的角度来看，中华2000多年来的集权毒瘤在汉代便已成长成熟，它根深蒂固到虽然局势的发展历程不断变化，乃至汉代因此而亡，集权跟着时而加强时而削弱，但无论如何变化，公权力渗透到方方面面的决心却永远不变，区别只是权宜到什么程度，也正因此，大一统王朝总是在自我爆破中无限循环，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