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楠:良渚文明与“最初的中国”、中华文明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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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楠:良渚文明与“最初的中国”、中华文明有何关系

2019年07月15日 14:14:50
来源:凤凰网历史

嘉宾简介:杨楠,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获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新石器商周考古。曾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多年田野考古,其中反山良渚文化贵族大墓(发掘主要参加者)、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遗址(发掘主持者)被评为1986年和1993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对话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楠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转载请注明出处

凤凰网历史:“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良渚遗址有哪些世界级的独特价值?

杨楠:“良渚古城遗址”的成功申遗,不仅是良渚文化研究进程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更是以其为代表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被正式载入世界文明史册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以柴尔德等西方学者界定文明的要素(如城市、大型礼仪建筑、金属器、文字等)作为标准,认为中华文明只能始于距今3500年前后的殷商时期,并不承认还有比其更早的没有文字的“文明”社会。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至4300年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为深入了解和揭示该文化的内涵特征和社会性质,几代考古人进行了持之以恒的艰难探索,并且不断取得野外考古的新突破,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反山王陵、瑶山及汇观山祭坛与大墓、莫角山宫殿、良渚古城及其外围的水利系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表明,这些遗存的空间分布构成了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域,并成为现今作为遗产地——“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的重要物质基础。

然而,除了各级领导、有关部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外,成功申遗更重要的依托在于学术研究,即中国考古学者通过对良渚遗存所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进行不断深入地综合研究和详细论证所形成的关键性认识,即良渚文化所代表的社会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其独特价值被表述为:作为良渚文化社会的权力与信仰中心,良渚古城以其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等级差异悬殊的墓地以及反映信仰与制度的系列玉器为主要代表的出土物,揭示了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区域性早期国家。

“良渚古城遗址”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以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不仅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也填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还为世界文明史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中国长江下游地区早期文明的卓越范例。

这里还有必要强调的是,对“良渚古城遗址”文明性质的确认,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国际学术界关于国家与文明的理论,这是中国良渚考古对世界考古学的积极贡献 。尽管至今没有发现金属器,也缺乏辨识文字含义的有效途径,但考古研究者通过对已有各类文化遗存的深入研究,努力做到透物见人,正在逐渐揭开良渚文明社会的面纱,为世界文明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独特模式。

凤凰网历史:良渚古城可否称为“中国最早的王城”?

杨楠:考古发现证实,良渚古城的空间布局展现出明显的三重结构,即最中心为莫角山宫殿区,其外依次被内城和外郭所环绕,这样的结构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都城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历史上多个王朝都城沿用三重结构的城市布局,用来规划和反映不同的分区功能和等级秩序,即宫殿区是帝王将相居住、朝政之地,内城是一般贵族之所、手工业作坊、粮仓一类库房、商贸市井等专属区域,外郭是较低阶层平民百姓的生活区域。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把中国古代都城最初的三重结构及其功能特征上溯到5000多年前,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凤凰网历史:您在过去的采访中说到:“良渚是中原以外地区较早兴起的另一个独立的文明实体”。为什么说良渚文化是独立于中原地区的文明实体?在您参与过的良渚遗址发掘工作中,感受到良渚文化与中原地区的遗址、文化有哪些不同?

杨楠:商王朝作为中原地区的成熟文明早已得到考古学上的证实,尽管二里头文化是否等于夏王朝文化尚存争议,但把二里头文化视为中原地区的一个政治或文明实体(二里头国家)是没有问题的,许宏先生明确将其称之为“最早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陶寺文化同样被认为已进入文明时代,何驽先生不仅认为陶寺遗址很可能就是“尧都”,并进而强调,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陶寺才是“最初的中国”。韩建业先生认为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就形成了“早期中国”,其范围涵盖现代中国大部分地区,而实际上他所表达的是,不同地区的许多不同文化在那个时期就已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即“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不过,这显然不能被当作一个统一的政治或文明实体。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三位学者虽然使用相似的概念,但其视角和解读有多么的不同。

那么二里头文化时期甚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原以外地区究竟是否还存在着其它的文明实体?答案是肯定的,良渚文化就可以作为一个实证的例子,即“它是中原以外地区较早兴起的另一个独立的文明实体”。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是基于近三十多年来良渚考古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和不断深入研究。

一方面在于,与同时期中原以外地区的其它文化相比,良渚文化的发达程度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明现象表现得更加充分、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与中原地区早期文明的代表陶寺文化相比,有以下不同:

其一是年代上的不同,良渚文明形成的时间明显早于陶寺文明,后者在良渚文明的末期阶段才开始出现。

其二是文化特征的不同,举例来说,在经济生活方面,良渚文化稻作农业发达,广泛使用石犁,轮制陶器技术高超,炊器以陶鼎为代表;陶寺文化为粟作农业,使用石斧、石铲,制陶技术包括手制、轮制和模制,炊器以陶鬲为主。从大型建筑的营建技术看,良渚文化莫角山宫殿台基采用沙层与泥层间隔的夯筑方法,夯窝呈现为圜底特征,系使用圆头夯具所致;陶寺宫殿为黄土夯土台基,普遍存在夯土板块,均使用平头夯具。良渚古城用石块铺成宽阔的地基,再在其上面用粘土堆筑城墙;陶寺城墙事先挖墙基槽,继而用石板一类夯具平夯打实,再用版筑法营建城墙。就最高等级大墓而言,良渚反山王陵的随葬品90%以上是玉器,包括琮、璧、钺以及各种饰件。此外还有嵌玉彩绘漆器、石钺、象牙器等随葬品。其中12号大墓中的玉琮和玉钺刻有完整的神人兽面纹浮雕图像,表明墓主人生前可能拥有神权和王权的至高无上地位。陶寺王墓随葬象征王权的龙盘、陶鼓、鼍鼓、石磬、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等奢华的随葬品。

总而言之,这些方面的差别,足以说明良渚和陶寺是不同时空、各具特色的文明实体。良渚文明虽然早于陶寺文明,但它们之间缺乏直接的渊源关系,所以说良渚文明是独立存在于中原以外的一个较早兴起的区域性国家。

凤凰网历史:有人说,良渚不是最早的中国,只能说是最早的江南,您怎么看?

杨楠:关于“最早的中国”问题,前面已经有所涉及。什么是“中国”?我们应该把古代的“中国”和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概念严格区分开来。“中国”一词早在先秦文献《尚书》、《诗经》以及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就已出现,该“中国”指的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史记》中也有夏商周“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可见早期的“中国”是局限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以内的。许宏先生将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政治实体(二里头国家)作为“最早的中国”是有较为充分的文献和考古依据的。良渚位于5000多年前的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当然不是“最早的中国”,但一定是目前所知江南地区最早的国家!

凤凰网历史:良渚文明与中华文明又是什么样的关系?通过考古研究来看,良渚文化有没有传人?

良渚文明与中华文明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这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二者虽有密切联系,却又不能等同看待。中华文明是指数千年来由不同区域的人们共同体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制度文明汇聚而成的优秀结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良渚文明是区域性的早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良渚文明为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提供了实证,即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图景或该区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独特模式,但这只是反映了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一个侧面。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还有待其它区域被确认的文明实体进一步去证实。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较为全面、更加客观地探讨和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及原因。

您问及良渚文化有没有传人,这实际上涉及到良渚文明因素的扩散和影响问题。虽然良渚文化于距今4300后彻底衰落了,但以琮璧钺一类玉器为代表的良渚文明因素却得到广泛的传承,影响力波及九州大地。正如刘斌先生所言:“区域性的文明实有全局性的影响力。从良渚到商周,正是中华文明从区域性文明向大一统逐步汇聚的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万万不可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