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中除了秦国 为何只剩赵国具备统一中国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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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中除了秦国 为何只剩赵国具备统一中国实力

2019年06月26日 07:00:00
来源:刘三解

原题:战国七雄中除了秦国,还有哪些国家具备统一的实力? | 刘三解

这个问题不简单,答案却很简单,就只有半个——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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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很简单,战国七雄的对抗,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秦国的最终胜利,并不在于他对比其他对手如何“先进”,而在于其特殊地缘位置而“输得起”和“等得起”。

其余六国,在战国时代都曾强盛一时,却因为各种原因而中衰,而这种强盛,距离能够统一天下,又相去甚远。

具体来说:

魏国

战国初年魏国最为强盛,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代,魏国实现了东压齐、西破秦、南御楚,并在庞涓掌兵的时代,包围韩、赵都城,可谓武功赫赫,但这并不代表魏国的国力已经达到单挑六国的水平,而是从魏文侯时代就确定了“和合三晋”的战略,三晋联军对抗齐、楚,西河之地独立对抗秦国。

魏武侯时代,魏国不满足于这种“后春秋时代”的争霸战争,而是转为拓地之战,其对手也转向了三晋内部,取得了一些战果,可也破坏了原本牢固的“三晋联盟”。

到魏惠王继位时,韩国和赵国的干预,险些让魏惠王丧命,也将魏国本身的“双政治中心”问题暴露无遗,魏惠王时代开始,魏国并力东南,抛弃了原本需要经过“三晋”借道的黄河运输线,而转向对宋国、楚国的侵攻,以大梁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时代,哪怕魏国最强盛时,对付楚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需要联合三晋,自己一家是不够的。

从结果上看,魏国始终不具备灭亡“七雄”中任何一个的能力,齐国“围魏救赵”、“围魏救韩”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战国初年的“霸主”魏国根本没能力支持“两线作战”,它的强盛一时,实际上是“伐交”的成功。

楚国

楚国非常有意思,自春秋被吴国攻破都城之后,一直与吴、越在长江上拉锯,自己内部也不断发生王室内讧,乃至区域性的叛乱。

在吴起南下楚国之后,楚国短期内消灭了陈、蔡的独立势力,又向南、向东打败了越人,短期内凝聚了力量,北上直至梁门,打到了黄河边上,楚王甚至在洛阳王畿中寻找建设新都的地点,这可以说是楚国整个战国时代爆发得最大的一次进取。

短短一年后,楚王死去,吴起被杀,接下来50年,楚国不复向北。

直到楚怀王的时代,楚国与秦国反目,国君被扣,鄢郢被占,根基在江汉流域的楚国被驱逐到了江淮流域,原本横跨东西,西到巴蜀,东至于越的大国被打断了脊梁骨,成为避居江淮的二流国家(人口大幅削弱)。

楚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封君太众,地盘很广,离心力太强,甚至在丢失鄢郢之后,发生了“庄蹻之乱”,让楚国裂而为三四,自己的统治问题尚且没解决,更何况灭国大战后的消化。


齐国

齐国是春秋以来的传统强国,却在战国初年发生了“田氏代齐”,内乱频仍,被三晋按在地上打,政治基本稳定,要等到齐威王的时代。

齐威王之后,建立了“五都、四鄙”的兵制和地方管理体制,以五个大邑作为动员中心,实际上是自守的体制,并严重依赖于都市的商业发达。

所以,在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的强盛时代,齐国趁着燕国内乱,可以短暂占领燕国,最后在赵国的外部压力和燕国内部的反抗下,灰溜溜地退出,最强的时代,还需要联合魏、楚才能瓜分掉二等强国宋国,当然,这个联盟也是与秦、赵、宋三国联盟的对抗。

即便如此,齐国在整个战国时代,极少有劳师远征的情况,作为僻处泰山、济水之间的大势力,却明显缺少与其国力匹配的动员能力,更是提供了“灭国”失败的案例,很难让人寄予过高的期望。

赵国

赵国的崛起,却与上述几家完全不同,其基础是赵襄子之后,继承人大战以及大宗小宗之间的争斗,持续了近100年,直到赵肃侯的时代,赵国才结束了这一系列的折腾,开始走向正轨。

而赵国的一步步强盛,恰恰是踩着被灭亡国家的尸体进行的,包括准一等强国中山国,二等强国代国,草原民族林胡、楼烦,甚至在五国伐齐的战争中也是主导者,更是燕昭王复国的后台老板。

历史课本上往往过度放大有“改革”之名的“胡服骑射”,这也是近40年教科书编撰的常例,赵武灵王最强悍的,并不是换一条有裤裆的裤子,而是他高超的外交手腕。

与秦、宋的三国同盟,稳住燕、齐,使赵国可以安心地向北大规模扩张,到赵惠文王时代,经历了“沙丘之变”动荡的赵国,又介入了对东方霸主齐国的灭国之战,形成了事实上的燕、赵联盟。

哪怕是在长平之战大败,损失了40万青壮后,仍旧能够在鄗代之战中大败燕国的60万大军,在邯郸之战中重挫秦军,其实力和底蕴绝非其他五国可比。(质疑《史记》数字的就别bb了,你们找到其他数字记载再说。

然而,正是长平之战的大败,让赵国失去了秦国对等争雄的能力,所以,它也只能算“半个”有统一可能性的国家。

至于其余的韩国、燕国,地峡人寡,没有任何可能性完成统一的逆袭,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


结论

对于熟悉战国时代史实的人来说,一个基本情况完全可以理解,即战国七雄中任何一个阶段性强权的产生,在记载上,往往与“国策”与“外交”有关,对于近现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至为关心的土地所有权、人身依附关系的变革,反倒极少着墨。

所以,记载有限的魏国“尽地利之教”和秦国的“商鞅变法”就被拿出来大谈特谈,然而,在同时代人,以及后世不远的秦汉人的笔下,这些“历史性的变革”仿佛根本不存在,为什么?

就以“秦粉”最爱拿来“反驳”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代替“贵族奴隶制”说法来说,如果秦国曾经爆发出如此神奇的、离经叛道的“大变革”,为什么当时人不在意,不关心?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商鞅变法”本质上,只是把关东六国的先进经验搬过来,山寨了一遍,又参考《墨子》中对于百姓基层组织控制和军事化编组的手段,进行了符合它落后社会现状(《史记·商君列传》: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的野蛮管制升级(告奸连坐)。

所以,到秦末大乱时,关东人对于秦朝“苛暴”指责的共鸣,并不多,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总结下,即劳役繁重、税负过多、严刑苛法、父子相疑,可真是没提“解放奴隶”、“平分土地”之类的说法,看不出来什么社会革命的成分。

综上所述,秦国正是由于拥有山河之固,才能有效避免与关东各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争斗,得以好整以暇地出关夺地,哪怕战败,也只是让人堵住函谷关就到头儿了,关中根本不丢,仍可以休养生息卷土重来。

关东各国的灭亡,根本上是地缘政治的劣势导致的互相消耗,并不是秦国就比他们先进了多少个世代,从社会复杂程度和文明发展来说,秦国恰恰是一直在后面追赶来着,等到骤然灭亡六国,反倒是落后、野蛮的管理体制与先进的被统治者之间出现矛盾,摩擦、摩擦,擦其的熊熊烈火,可不就把统治者先烧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