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盛鸿:大汉奸特务李士群被日军毒毙有何不为人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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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盛鸿:大汉奸特务李士群被日军毒毙有何不为人知的原因?

2019年06月11日 11:18:52
来源:经盛鸿史话

大汉奸特务李士群被日军毒毙的更重要原因

 经盛鸿

李士群是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伪政府中臭名昭著的“76号特务机关”总头目,后来又担任汪伪政府的警政部部长、伪军委会调查统计部部长兼伪江苏省省长等要职。这个极其疯狂残忍、丧心病狂的大汉奸特务,指挥其同党与爪牙,在上海、南京等沦陷区,大打出手,制造了一起起屠杀中国抗日分子与镇压抗日组织的血腥恐怖事件,破获了多起潜伏上海的抗日组织,先后抓捕或杀害了中共地下党员、抗日女志士茅丽瑛、上海“高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爱国记者朱惺公、中统刺杀大汉奸丁默村的女英雄郑苹如、军统上海特区区长陈恭澍、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军统局本部少将高参戴星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等人,为稳定日伪政权与殖民统治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

李士群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宠儿与走狗,也成为人人皆知的大汉奸、大特务与双手沾满抗日军民鲜血的杀人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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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群

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在1943年9月9日,日本当局由上海宪兵队队长冈村出面,以邀请李士群与其政敌熊剑东和解为名,在饮食中下毒,毒杀了这个大权在握、手握重兵、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的大特务头子李士群。消息传开,在日、伪控制的沦陷区,引起一场震动。

关于李士群的被毒毙,历来有种种说法与解释:

一是李士群特务势力与军政势力发展过快,对日方与汪伪政权形成威胁,有尾大不掉之势,故除之;

二是汪伪政权内部公馆派与周佛海CC系的派系矛盾,以及李士群与丁默邨、熊剑东、周佛海的个人利害冲突,周佛海策划除之;

三是重庆国民政府军统特务机关的插手与策划,让周佛海设计除之;

四是李士群秘密与中共新四军方面进行联络,向新四军控制的地区倒卖粮、棉、军火和药品,为日伪当局侦知,故设法除之;

五是李士群部属吴四宝、张国震等人,策划在上海公然抢劫日方装运黄金的卡车,引起上海日军方的强烈不满,故设法除之,等等。

这些说明与解释,都有些道理,也都确有事实。

但是,除这些以外,还有第六个原因,也许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往往不为人知,也不为史学家重视,这就是日本军政当局在1942年陷入一连串的败局以后,为了推行所谓“对华新政策”,为了安抚与拉拢沦陷区的中国民众、特别是安抚与拉拢上海的中国经济界人士,而断然除去李士群这个民愤极大的大特务与已失去作用的恶犬。

东条英机是代表了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中最为狂妄好战集团的利益与愿望的法西斯军阀头目。他于1941年10月18日接任首相后仅一个多月,就于1941年12月7日发动了以打击英、美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太平洋战争。由于战争初期日军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东条狂妄自负地宣称日本要“一直打到使美、英两国屈服为止”;并与德国、意大利签订联合行动协定与军事协定,宣称将“和盟邦一起共同建设世界的新秩序”,即瓜分全世界。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多的时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就开始连连失利:先是在1942年5月珊瑚海一役中,日本海军舰队失利,被迫中途撤出战场;接着在1942年6月初的中途岛之战,海军遭受重创,元气大伤;1942年8月7日,日军在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基地,又遭到美国精锐的海陆两栖部队的登陆攻击,日本陆续投入了它所可能调动的机动兵力,恶战数月,到1943年年初,日军在瓜岛争夺战中损失惨重,被迫撤出瓜岛。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处于被动挨打的战争劣势与战略守势。

与此同时,在西方战场上,日本的盟国德国、意大利也是形势急转直下:1942年10月,英军在埃及阿拉曼战役中获胜;1942年11月,美、英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登陆成功,与德军在北非展开激战,到1943年5月,全歼德、意联军,完全控制了北非,并准备在意大利登陆;1943年2月,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歼灭德国及其仆从国军队近150万人,扭转了苏德战场的局势,苏军从此基本掌握战略主动权,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

日本东京的“统帅部完全被一片阴暗的气氛所笼罩”;日本报纸惊呼:“皇国空前未有的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东条英机与日本最高当局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不得不“准备决战体制”,其当务之急是,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与物力,阻挡住美、英军队强大的攻势,稳定住太平洋战场。因而在1942年11月初,日本大本营下令,取消对中国四川大后方发动南、北两路进攻的“五号作战”,并筹划从中国战场抽调走大量兵力,从中国占领区取得更多的战略物资,支援太平洋战场。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日本最高当局更急切地要尽早“解决中国事变”,因而一方面急切地寻求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和”,一方面力图稳定其对中国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发挥汪伪政权的更大作用,缓和与熄灭占领区中国民众的反抗情绪,力图将汪伪政府与中国沦陷区民众更紧密地捆绑到日本的法西斯战车上。

当时在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后来回忆说:“日军自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战败以来,西南太平洋的危机迫在眉睫,陷于不得不从中国大陆调去三个师团的兵力的境遇。为了解决中国事变,单纯凭借武力是难以达到目的了。因此考虑到绝不可缺少掌握中国民心和取得民众的协助”。

于是,日本最高军政党局不得不在1942年年底,抛出了所谓“对华新政策”。

东条内阁的“对华新政策”,是日本发动的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失败与挫折以后,为了摆脱困境而采取的一种新策略。正如中共中央在1943年7月发表的《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所指出的:“东条的所谓‘新政策’,不是任何有利于日本法西斯的情况的反映,而仅仅是日本法西斯在国际地位上已陷入完全孤立状态这一种情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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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英机会见汪精卫

东条内阁“对华新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了收揽中国沦陷区的民心,不得不抛弃一些民愤极大的汉奸特务走狗,如李士群之流。

据当时在汪伪政府中先后担任工商部次长、实业部次长以及物资审议委员会秘书长等各种要职的袁愈佺回忆:“日本为了促使上海资本家安心靠拢汪伪政权,替日本掠夺战略物资卖力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1943年,辻政信精心策划的毒死汉奸特务头子李士群的事件”。

兔死狗烹!一切都为日本的当前国策与最高国家利益服务,是日本军政当局始终奉行的对华殖民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曾与日本军政当局打过多年交道、对日本情况十分了解的高宗武,就深有体会地说:“我无意暗示所有日本人都没有人性。过去我有许多日本好朋友。可是一旦国家利益受到伤害,他们认为欺骗朋友是天经地义,甚至毒死他们在所不惜”。

日方出面执行毒杀李士群任务的,是日军上海宪兵队队长冈村。但冈村军阶太低,他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与命令,是不敢下此断然措施的。而汪伪政府的高官,如周佛海,也不可能让一个日军上海宪兵队队长去为他们谋杀另一个汪伪政府的高官!作为主子的日本侵略军军官,是不会听命于被他们视为奴才的周佛海的。

史料证明,具体策划与指挥日军宪兵队队长冈村这一毒杀工作的,是当时在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中任要职的辻政信大佐。而辻政信大佐则是执行日本最高头目东条英机的秘密指示。辻政信大佐从日本东京到南京任职前,东条英机曾亲自命令他来替汪伪政权动手术,割掉李士群这个毒瘤。

袁愈佺回忆说:“有一次,在‘物资审议委员会’的干事会上,讨论促进汪、日资本家合作的问题时,日军驻华总司令部第四科科长辻政信对我说:日本有名的‘皇室中心主义’权威大川周明博士曾经到上海,会见一些中国大资产阶级,希望中日大资产阶级积极合作。但是中国大资本家一致指出,像李士群、吴世宝这类汉奸特务头子,在日本军人庇护下,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特别是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竟被吴世宝绑架后杀害,中国资产阶级听到李士群的名字无不心惊胆战,人人自危。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是不会和日伪接近的。大川回国后,曾向东条英机首相汇报了这些情况,所以东条特意命令他来处理这些问题。当时辻政信曾表示过,李士群确实是伪政权的一个恶性肿瘤。据周佛海后来对我说:辻政信在事前曾告诉过他,东条首相亲自命令辻政信来替汪伪政权动手术,割掉李士群这个毒瘤”。

辻政信在事前把这个秘密告诉周佛海,也促成了周佛海除掉李士群的决心。

显然,辻政信的背景,是以东条英机首相为首的日本最高当局,是日本最高当局采取的“对华新政策”。东条内阁为了赢得日占区的中国民心,特别是为了安抚与吸引上海、南京一带的中国经济界人士,就断然采取了一项重要的秘密政治措施:由辻政信精心策划,在1943年9月9日,秘密毒毙了在沦陷区民愤极大的汪伪政府“76号特务机关”总头目、伪军委会调查统计部部长兼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

那么,日军当局是如何巧妙地除掉李士群这个大权在握、手握重兵、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的大特务头子的呢?东条内阁的“对华新政策”,能如其所愿吗?下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