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解密：刘禹锡这首诗到底是写给谁的？

瞿蜕园先生是海内大家，他笺证的《刘禹锡集》实属精品（我手头拿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刘禹锡集笺证》一书），单是阅读笺证的部分，也很长见识，唯有刘禹锡所写的一首《门下相公荣加册命天下同欢忝沐眷私辄敢申贺》，瞿先生也未能确定到底是写给谁的。

刘禹锡原作如下：

门下相公荣加册命天下同欢忝沐眷私辄敢申贺

册命出宸衷，官仪自古崇。特膺平土拜，光赞格天功。 

再佩扶阳印，常乘鲍氏骢。七贤遗老在，犹得咏清风。

门下，指的是这位官员为门下省主官，相公，则是唐代对宰相的称谓。据《尚书》记载，禹因平水土之功，被舜帝任命为司空，从诗中“特膺平土拜”一句可知，这位“门下相公”被册命为正一品的司空，成为三公之一，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殊荣。

刘禹锡显然和这位门下相公关系密切，受到过关照，所以说“忝沐眷私”，特意写诗来祝贺。

但刘禹锡没有讲清楚门下相公究竟是谁，瞿先生的考证思路，是梳理与刘禹锡同时代、担任过门下省主官、并被册命为司空的宰相。

瞿先生写道：

“按《旧唐书·裴度传》，大和四年（八三零）六月，诏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可司徒平章军国重事……仍备礼册命。考度于元和十年（八一五）自御史中丞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长庆元年（八二一）年进位检校司空，此后即守司徒，未再拜司空，与平土之意不合。”

唐代门下省主官最初是侍中，玄宗朝开始，往往不设侍中，门下侍郎就已经是门下省主官了，代宗朝将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抬升为三品，官员升为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之后，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是中晚唐官制中很常见的现象。

另外，瞿先生看到诗中“常乘鲍氏骢”一句，认为这位门下相公必定还担任过御史大夫或者御史中丞职位，这是因为“鲍氏骢”另有典故：

《乐府诗集》中有“鲍司隶歌”：鲍氏骢，三入司隶，再入公，马虽疲，行步工。

鲍宣生于西汉末年，曾任司隶校尉，后来为王莽所杀。鲍宣和他的儿子鲍永、孙子鲍昱，都做过司隶校尉，家世清廉，祖孙三代做司隶校尉的时候，骑的是同一匹骢马，京师人以此歌颂他们的功绩。

唐人喜欢用汉代故事来形容本朝，汉代的司隶校尉负责监察，与唐代“御史大夫”或者“御史中丞”职能相近，瞿先生这一思路并没有错。接下来，瞿先生又考察了与刘禹锡同时代的宰相王涯：

“王涯大和九年（八三五）五月正拜司空，仍令所司册命，又涯曾于长庆三年（八二三）为御史大夫，与鲍氏骢之语亦合。七贤之句，当是以王戎为此。若然，则是甘露变前不久所作，禹锡与甘露四相不甚有往还，唯涯是贞元旧交。但果为贺涯之作与否，仍未敢遽定。”

王涯是刘禹锡的旧交，担任过御史大夫、门下侍郎，当过宰相，又正式拜为司空，所以条件更加充分一些。那么，王涯究竟是不是这首诗的主角呢？瞿先生也“未敢遽定”。

我注意到，瞿先生在给此诗做笺证的时候，忽略了一句“再佩扶阳印”，实则此句与“常乘鲍氏骢”，乃是解开谜题的关键所在。

刘禹锡一代文宗，精于用典，这诗又是写给当朝三公这样的顶级大臣，肯定不能随意，不妨先看看“扶阳印”的典故：

汉代韦贤有“邹鲁大儒”之称，宣帝时拜丞相，封扶阳侯。韦贤少子韦玄成，少好学，修父业，“以明经擢为谏大夫”，元帝时，为丞相，再封扶阳侯。

所谓“再佩扶阳印”一语，必定指的是这位“门下相公”继承父业，父子两代都做过宰相。而与之相对的“常乘鲍氏骢”一句，也不是泛指做过御史大夫或者中丞一职，而是祖孙三代都曾经任官，且以御史台官知名，以古喻今，这才是刘禹锡的用意所在。

裴度父亲只做过县丞，王涯家世可能更为普通，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那么刘禹锡所在的时代，有没有这样一位“门下相公”呢？

有，这位门下相公就是唐代赫赫有名的“李党”魁首，李德裕。

开成五年（八四零），唐武宗即位，将曾经任宰相的李德裕自淮南召回，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旧唐书》是这样记载的：

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镇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复相，今德裕镇淮南，复入相，一如父之年，亦为异事。

李德裕之父李吉甫，宪宗元和年间两度为相，德裕本人则在文宗和武宗朝都担任过宰相，正契合“再佩扶阳印”的典故。父子宰相在唐朝并不少见，德宗朝宰相郑珣瑜和文宗朝宰相郑覃，也是两父子，郑覃和李德裕私交还很不错，怎么确定刘禹锡这首诗就是赠给李德裕的呢？原因有三：

其一，李德裕祖父李栖筠代宗朝曾任御史大夫，祖孙三代都是名臣，所谓鲍氏骢，赞誉的正是李栖筠，而非实指“门下相公”担任过的职务。

其二，郑珣瑜与王叔文为政敌，王叔文执掌朝政时，郑珣瑜愤而去职，刘禹锡却是王叔文一党，且因为王案贬官十多年之久，他与郑氏之间，应无太多瓜葛，谈不上“忝沐眷私”。且郑珣瑜少孤，不符合“鲍氏骢”的用典。后来郑珣瑜的次子、郑覃之弟郑朗于宣宗朝登相位，父子三相，但那时刘禹锡早就过世了。

其三，刘禹锡与李吉甫、德裕父子均有交情，以诗为贺正是常事。

那么，这首诗写于何时呢？查阅史料，李德裕于开成五年拜相，最迟在会昌二年（八四二）四月之前，他就已经是司空了，而会昌二年七月，刘禹锡病逝于洛阳，可见这首诗大约写于会昌元年至二年初，李德裕进位司空的时候。

就在会昌元年（八四一），处于半退休状态的刘禹锡还在李德裕的帮助下，升了人生最后一次官，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忝沐眷私”四个字，大概指的就是门下相公李德裕给老朋友的这份关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