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砸缸救友到急废新法，当司马牛遇上拗相公，孰是孰非因何而定！

闲暇时光，再读了《宋史-司马光传》，时隔多年重读，对于司马光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小时候最早接触司马光，还是源于“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后来陆陆续续又听闻了圆木警枕、洞中著书、典地葬妻等故事，对于司马光也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

很长时间里，司马光在我心中都是清正廉明，一心为民的代名词。直到后来对于宋代的历史了解渐多，才发现司马光不只是有正直奉公，忠君爱民的一面，还有顽固守旧，排除异己的一面。

司马光，字君实，其父亲司马池官至杭州知州，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虽然作为官二代，但得以于严格的家风，司马光并没有成为浪荡子，反而有机会游历各方，体会民间疾苦。也正是早年的经历以及过人的才华，使得年仅二十的司马光便甲科及第步入官场。

但造化弄人，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刚刚入仕，宝元二年（1039年）母丧，按礼制司马光辞官守孝三年。庆历元年（1041年）司马光还没来得及除服，父亲司马池也紧接着病逝，双亲的去世令他悲痛不已，感叹道：“平生念此心先乱”。在《宋史 司马光传》也称赞其：“丁内外艰，执丧累年，‍毁瘠如礼。”

居丧的数年间，司马光通读历史，不断磨练自身才华，写出了诸如《机权论》等十余篇文章，也正是这些积累，为《资治通鉴》这部煌煌大作的诞生提供了基础。庆历四年（1044年）司马光除服，并在地方间任职都取得了不俗的政绩。

整个仁宗年间，司马光都在各地历事，积累治政经验，而这段经历也让他和王安石，包拯，欧阳修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一直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司马光都知谏台，任职间数年时间建言近两百条谏言。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欧阳修以“德性淳正，学术通明”极力推荐司马光，神宗随即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直到熙宁二年，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主持变法。在变法初期，弊端未显，司马光虽然与王安石有所争执，但司马光却并未由此明确的反对变法。

他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在当时司马光也认为变法是应该的，只是反对激烈改革。直到青苗法颁布后，积弊丛生，而王安石又一力推行新法，执拗固执不听谏言。

司马光愤然上书，退居洛阳，从此一心放在编纂《资治通鉴》上，绝口不在提政治。实际上在王安石真正实行新法的时间里，司马光并没有直接与王安石产生真正的冲突，反而是被王安石赶到洛阳修了十余年的《资治通鉴》，直到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后，才在高太后的支持下重新返回朝堂成为执政。

特别是在对待“免役法”上，就连极力反对新法的苏轼也认为“免役法实行十余年，民多悉其法不宜轻改”，而此时司马光已经是重病缠身，自觉已经不久于人世，为了恢复自己心中的“仁政”，不留任何新法的隐患，于是盲目不做任何分辨的尽废新法，宁可矫枉过正，也不肯姑息养奸。此举让一直视司马光为“师友”的苏轼都愤然直呼司马光为：“司马牛”，认为他与王安石的脾气一样固执倔强，认死理。

“司马温公改新法，或劝其防后患，公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对于司马光为人，历来都不乏赞誉，而司马光的私德也确实无可指责，是公认的一代正人君子。但对于其执政，却有不同的看法。

如朱熹认为:“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免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一事。他只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

王夫之在《宋论》中也写道：“.......不能从者，为政之通病也，温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废实，二曰防弊而启愚，三曰术疏而不逮。”

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历史人物总是抱有二元论，简单的将其划分为“好”“坏”两个不同的对立面，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与好人唱反调的就是坏人。但实际上历史人物上的复杂性，我们很难单纯以“好”“坏”二字来评判。

虽然司马光与王安石领衔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争斗确非常惨烈。但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派领袖间却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私谊，终其一生也没有公废私。两者的分歧是基于不同政治体制的不同看法，本质而言都是出于公心，是君子之争。

两人都同样固执己见，不愿变通，当司马牛遇上拗相公，两者的公心，也被下面的利益集团演变成为了“小人之党”。这场持续了数十年的党争也深刻的影响了两宋的历史，因公而害，其中的孰是孰非又怎么说得清楚呢？

参考文献：《宋史 司马光传》《宋论》《朱子语类》《宋元学案·卷八》《自熙宁至靖康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