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是北大师生做和说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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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是北大师生做和说出来的

陈平原

十五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称:“‘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这个立场,至今没有改变。这就很能理解,面对“五四”百年这么一个重要节点,我不能不有所表示。可问题在于,该说的以及能说的,我已多有著述,如谈论兴学堂与五四运动之关系(《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015年),考究代际交替与学术创新(《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5年,2010年),辨析政治运动与述学文体的张力(《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010年,2018年,【英译本】,2011年),研究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之勾连(《“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不敢说有多大创获,但起码认真思考过。因此,轮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在我已经是老狗变不出什么新花样,更多扮演参与者与观察者的角色。

二十年前,我和夏晓虹合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十年前,此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刊,只是改正了几个小错误。这回香港中和出版社出增订本,我决定小修大补——原书虽选择了傅斯年等作为代表,但学生部分还是显得单薄。新增十六篇谈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与原先“横空出世”辑的十三文合观,还有思想、文艺、学术、出版等不同领域,这场“青年运动”的面目方才显得丰满。

应台湾大块文化的邀请,我与早年学生季剑青合作,编一册《五四读本》。为什么采取这么一种纪念形式?我在序言中称:“一次次带有仪式感的五四纪念,自有其社会动员与文化建设的意义。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是阅读当年那些核心文本,经由自己的独立判断,与历史展开深入对话;而不是人云亦云,记得某些标准答案。”十多万字的“读本”,主要面向公众,学术上不可能有什么创见,但一编在手,能大致呈现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也自有别样的意义。

去年五月,我提前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算是给“五四”百周年过虚岁的生日。该书并非材料丰富、立论谨严的史著,而是单刀直入、带论战性质的评论,目的是勾起读者对“五四”的兴致,进而阅读、思考与论辩。书出版后,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了专题讨论会(参见李浴洋《对话“五四”:理解历史与关怀时代——陈平原新书研讨:思想操练的迫切压在纸背的心情》,2018年6月30日《北京青年报》),同人意犹未尽,各自将发言稿整理成文,刊《文艺争鸣》2018年第9期。此专辑共十文,包括我的《为何必须不断与五四对话》,各有长短,但都感慨遥深。

比起以上编著来,我更想谈的,是今年参加的三个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学术会议。五四百年纪念,中外学界有很多活动及著述,限于个人的行程及学力,我只能蜻蜓点水。

某种意义上,五四的历史地位是北大师生做出来的,也是他们说出来的——1920年起,连续六年,每到5月4日,北京的《晨报》必出纪念专刊,作者绝大部分是北大师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制止举办五四纪念活动;唯独北大师生不理睬这一禁令,依旧我行我素。正因这种长期坚持,谈论五四运动,似乎成了北大师生的“徽记”。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两册,11月刊行《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编,谈论五四运动在北京的,三分之二是北大师生所写。如今,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不管外界态度如何,北大责无旁贷。考虑到春光明媚的4、5月重要活动很多,同人商议,选择3月底这个乍暖还寒的时节,以我们自认为恰当的形式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3月30日在北大举办的“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分上下两场,下午是分论坛,有十七篇论文发表;上午的“主题论坛”包括六位演讲人——北京大学陈平原、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四川大学罗志田、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英国剑桥大学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以及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汎森。作为主人,我演讲兼司仪,其他五位按年龄排列。以我多年参加学术会议的经验,若珠玉在前,主持人还在后面絮絮叨叨,不管复述还是评论,都是对听众智商的侮辱。我不做这种讨人嫌的事,所谓“引言人”,就是报幕,引出精彩的发言人。好在听众与讲者都很配合,我等也都不辱使命,总算圆满完成任务。因调子未定,媒体不宜过分渲染;可学者的声音也自有其价值,于是请各位主讲人删繁就简,做成一专辑,交《探索与争鸣》5月号刊出。至于我自己的文章《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此前交给了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将刊4月号。

比起北大会议的过分沉重,半个月后(4月12/13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五四@100: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可就轻松多了。会议由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和卫斯理大学宋明炜教授合办,设置了两个主题演讲,12日上午是海德堡大学瓦格纳教授的《重建五四场域:交流、宣传与国际参与人员的作用》,13日上午是我的《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我看五四及五四研究》。众多论文分六组发表,此外还有两个圆桌会议,一是年长一辈谈“五四不是昨天”,一是“新青年”说“五四如何超越”。印象深刻的,还有组织者精心策划,命题作文,邀请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地学者,谈论五四运动在东亚各地的影响、对话与传播。

相对于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号称“南方哈佛”的莱斯大学(RiceUniversity),位于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敦,并不是东亚研究的重镇,这回出人意料,在该校赵氏亚洲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召开了“五四运动新视野”研讨会。会议规模不及北大及哈佛,总共发表司马富(Richard J. Smith)、钱南秀、夏晓虹、陈平原、赵沈允、杨联芬等六篇论文,有四十多位师生“共襄盛举”,这对于莱斯大学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考虑到讲者及听众的语言能力,钱南秀教授事先将各自的PPT做成中英双语,这样节省时间,且效果很好。准备会议发言,我颇有心得,干脆写成《新文化运动中“偏师”的作用及价值》,交给《北京大学学报》发表。

大概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为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过去一年半载,国内外大学不知有多少以五四为主题的选修课。我是上学期在北大讲授,王德威则是这学期在哈佛开课。在王教授4月29日的最后一讲上,我应邀谈《五四的正面、背面与侧面》,把那些意犹未尽的思考以及压在纸背的情绪,与年轻一辈学者分享。

还是此前讲过的,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也都有独特的发现与遮蔽,一百年的“五四纪念”,其得失成败本身便值得关注。基于个人经验及考察,我对今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有如下四个担忧——一怕成长在太平盛世的年轻一辈,无法接受五四新文化人那些“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达”;二怕年复一年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徒具形式,变得日益口号化与空洞化;三怕学界就事论事,没能拓展视野,在理论上有所提升;四怕成为纯粹的书斋学问,没能因应时代话题,也无法介入现实生活。毕竟,五四研究与当代中国政治以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

落日余晖中,漫步在查尔斯河畔,遥想百年前北京街头新文化人的英姿,只有心向往之而已。比起诸多才华横溢或居高望远者,这点工作实在不算什么;可在我,已算尽力而为了。

至此,我的“五四”百年纪念,总算告一段落。

2019年4月21日于休斯顿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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