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独家•杨天石:光绪急躁盲动导致戊戌变法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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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独家•杨天石:光绪急躁盲动导致戊戌变法生变

两甲子以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这场改革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到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随后,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今年正好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凤凰网历史将围绕戊戌变法的前因后果,以及失败原因等一系列问题,专访多名专家学者,下面是凤凰网历史近日专访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教授实录。

杨天石教授

杨天石教授

1、为什么会有戊戌变法?

凤凰网历史:历史学界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中国在16世纪以前一直都是领先的,到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因为西方发展太快,然后中国才显得落后了。那么,中国16世纪以后的掉队,是否和清代的闭关锁国有关?

杨天石:我对于中国古代如何领先的说法持怀疑态度。现在有相当一批学者都讲,中国在什么时候GDP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因为当时没有任何科学的统计,这是第一。第二,当时我们对外国的情况还很不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不清楚,别人的情况更不清楚,完全是估计、猜测。

中国落后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还停留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西方之所以跑得快,之所以走在世界前列,因为它是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国家,它的发展速度无论如何赶不上工业文明。闭关锁国当然影响了中国的发展,但是,绝对不是落后的主要原因。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信息社会,不可能再闭关锁国了。即使你开放,如果是农业文明,你还是要落后。西方工业化的时候,中国社会仍然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再加上专制主义,加上闭关锁国,这几个重要原因造成了中国的落后。

凤凰网历史:在晚清,中国其实还有一些思想先驱,比如说郭嵩焘,还有徐继畬,他们对西方就有比较客观和清醒的认识,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是,这些主张并没有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和共识,也没有被政府作为政策制定的参照。现实中,这些人经历坎坷,倍受打击,像郭嵩焘,很多人骂他是汉奸,他其实是在郁闷中去世的。你怎么看待晚清的这种现象?

杨天石: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走在前面的思想家,任何时代都有,但是,如果只有个别的人有先进的思想,不能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承认,那他对社会的影响还是极其微小的。

凤凰网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60年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间还有其他一些战争,但是清朝政府全部战败。其中,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清朝的刺激最大。你觉得,甲午战争是导致戊戌变法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吗?

杨天石:鸦片战争以来,清朝不断战败,每次都是刺激,刺激中国人要发奋图强。这是个累加的过程。为什么说,甲午战争刺激最大,到了爆发点呢?两个原因。第一,日本是学习中国文明起家的,等于是原来我们的学生,现在学生居然把老师打败了,这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第二,中国人一向看不起日本,蕞尔小国。一个堂堂的天朝大国,败在它原来看不起的一个小国的手上,这是中国人更加不能接受的。另外,《马关条约》中,日本逼迫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赔款数量很大,超过了以前。

更重要的是中国割去了土地,台湾割了,澎湖割了,辽东半岛也要割,这是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辽东半岛是清朝的龙兴之地,起家的地方,连龙兴之地都要割给日本,这是奇耻大辱。当时出了一本书叫《普天忠愤集》,从“普天忠愤”四个字,可以感到当时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高昂的义愤情绪,要救亡,要图强,要变法的呼声就空前高涨了。

凤凰网历史:通常认为,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会比较顺利。戊戌变法是朝廷下诏主导,自上而下,这种改革比较难。你怎么看?

杨天石: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戊戌变法,并非来自于高层的决策,而是公车上书,由地位较低的举人们提出的,康有为七次上书,是从下面提出的要求,无非是光绪皇帝,或者说翁同龢等人接受了这个要求。所以,戊戌变法还是由下而上的。

凤凰网历史:洋务运动的时候,清朝就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从器物方面着手,想达到自强和求富的目的。余英时先生认为,戊戌变法是自强运动的延续,是它自然的延续。他的大致观点就是,改革到最后,必然要变制度。你怎样看待余先生的观点?

杨天石:我们过去很长时期内,对于洋务运动是否定的,认为洋务运动变的是经济、生产,意识形态没有变,政治制度没有变。而且认为,清朝政府搞洋务运动,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镇压太平军,镇压捻军,对外是投降的。这些年,对于洋务运动评价有很大的改变,洋务运动是个贬义词,台湾称之为自强运动,是一个正面词汇。

洋务运动引进先进生产力,引进科学技术,路子是不错的。这是清朝政府允许的。问题是只抓经济、只抓生产、只抓科技是不够的,还要改革政治制度,改革意识形态。但是,清朝政府绝对不允许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里边往前走。

戊戌政变为什么会发生?就在于改革派试图把改革扩展到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

2、戊戌变法为什么很困难?

凤凰网历史:康有为在变法运动之前,做好了很多理论准备。他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书,但是,那些正宗的儒家学者都把它们视为异端学说,为什么?

杨天石:第一,康有为想为他的变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托古改制。他把孔子打扮成一个搞改革的祖师爷,以争取中国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官僚的同意。因为孔子是当时中国思想的权威,如果孔子是改革的祖师爷,那我们跟着老祖宗学,搞改革,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康有为是企图利用孔子,为他的变法改革找寻一个保护神。

至于《新学伪经考》,他是想把儒家的经典,传统的儒家学说,说成都是王莽、刘歆他们搞的,是假的,企图以此推翻儒家的理论体系,为他推行自己的改革理论找寻合理性。但是他的这两部书都得不到舆论赞同。当然,现在对孔子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历史上的真实孔子肯定不是变法改革的祖师爷。孔子讲过三个字叫“吾从周”,克己复礼,希望回到周,回到周朝时期的礼制标准。因此,不管康有为怎么把孔子化妆打扮,但在理论上,历史实际上,都站不住。至于把世代相传的儒学经典都说成是假的,伪造的,这一点,儒家学派,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自然更不会同意。因此,尽管康有为的这两部书当时名气很大,很轰动,但是得不到读者的信任,大家不相信那一套。

学者汪荣祖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原因,他认为就坏在康有为这两部书上。第一,科学上站不住;第二,知识分子不相信。

凤凰网历史:有人认为康有为想搞君主立宪制,还有人说,康有为想在原来的旧制度上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你怎么看?

杨天石:从康有为构想未来世界的《大同书》来看,他的理想很高、很远大,堪称理想高远,说他是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都可以。他设想,在未来的世界里,君民是平等的,甚至可以没有君主制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康有为的脚步又很谨慎。他最初确实想搞君主立宪,召开国会,建立议会制度,这是康有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目标,是在上皇帝书里边正式提出来的。

这份上皇帝书跟他的《大同书》中的理想已经差了十万八千里了,可是康有为还是觉得,君主立宪在中国还是无法实现,所以后来就改变主张,主张设制度局,在朝廷上成立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机构。不提立宪法,也不提立议院,搞议会了。没有多久,他又退了一步,建议开懋勤殿。因为议院是中国以前没有的事物,制度局中国也是没有,所以康有为想找一个中国曾经有过的东西,想来想去,想到了懋勤殿。懋勤殿在康乾时代有过,是皇帝的书斋,本来是皇帝和臣僚议论古今,吟诗作画的地方。康有为想借用这个名词和这样一个地方,找一些中外专家共议政治制度。

尽管康有为的理想高远,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里面,他是一步步后退,要求是越来越低。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懋勤殿,西太后也接受不了。所以,要看到康有为这两面:一方面,是他有高远的社会主义空想。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里面,康有为走了一条比较稳妥的改革道路,而且是不断地后退,不断地减弱改革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但是他没有想到,连这一小点可怜的改革他也没有办法做到。

凤凰网历史: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有一个观点,认为戊戌变法当时出台的这些改革诏令,数量很大、很密集,103天里面居然下了110道,从这个事就可以看出,光绪和康有为都急于要改变现状,但是按照清朝当时的社会环境,人的们思想观念,包括权力格局,这些改革还是过于急切了,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杨天石:光绪皇帝操之过急,稳重不够,这也是我的观点。按照清朝的规矩,普通的老百姓,级别较低的官员,都没有给皇帝上书的权力。光绪皇帝急于听到意见,扩大议政范围,下诏说,官员、平民给我奏章,要马上往上送,不许阻拦。诏书下了,礼部主事王照马上响应,上书言事,但是礼部的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们不听,居然拒绝代递,而且跟王照在礼部的大堂上吵了起来。对这么一件事,光绪皇帝批评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光绪皇帝却要“议处”,研究惩罚办法。大学士徐桐提议“降三级调用”,这个处分本来已经够重的了,但是,光绪皇帝仍然嫌轻,一下子将把部长、副部长六个人(其中满三人,汉三人)全部罢免了。光绪皇帝虽然是皇帝,但他实际没有这个权力。当时,这个权力在西太后手上,光绪事前不跟西太后商量一下,西太后当然不干了。这件事情,光绪皇帝心是好的,但处分太重,没有请示,这让西这太后感到,不把光绪皇帝的权力拿过来,局面不可收拾。

另外还有一个情节,礼部尚书怀塔布这个部长,他的夫人是陪西太后打牌的。光绪皇帝见西太后也许还有点不方便,不是随时可见,但是怀塔布的夫人要见西太后很方便。所以,怀塔布被罢免以后,本人就立即到天津跟荣禄商量,告了光绪皇帝一状。怀塔布的夫人则同时找到西太后告状:听说皇帝要“尽除满人”,老佛爷,您可得作主啊!这就是在要求西太后出面干涉了。

3、西太后变脸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

杨天石:西太后发动政变不是由于袁世凯告密,而是由于杨崇伊的上书--这应该是直接的导火线。杨崇伊上书后,西太后立即回宫发动政变,杨崇伊很高兴,就跑到天津去向荣禄报喜,当天晚上成为荣禄的座上客。袁世凯这才从杨崇伊这里知道,政变已经发生了。

康有为的计划是:第一步,由皇帝以红色“朱谕”命令袁世凯,立即将荣禄“正法”,然后以袁代理直隶总督,张挂告示,宣布荣禄罪状。第二步,封禁电局、铁路,率兵入京,以一半兵力包围颐和园,一半兵力守卫皇宫,以湖南好汉毕永年率领敢死队入园,捕杀西太后。八月初三夜,谭嗣同访问袁世凯,告以计划的主要内容。袁世凯问:包围颐和园干什么?谭嗣同答:“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他说:“此事在我,公不必问。”当时,谭嗣同声称有“朱谕”在手,袁世凯要看“朱谕”。谭嗣同拿得出来的只有光绪帝交给杨锐的《密诏》抄件,其中只有“另议良法”的希望,并无“诛荣”、“围园”之说。这些自然不可能使袁世凯相信。

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导火线是杨崇伊八月初三的上书。八月初五日晚间,西太后自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同日,袁世凯回津,立即拜见荣禄,“略说内情”。六日一早,荣禄主动来见袁世凯,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所述康有为的“围园”密谋。当时,他也还不知道北京已经发生政变。为什么这么说?西太后训政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抓抓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下令抓谭嗣同。这就很清楚地说明,西太后最初不知道谭嗣同他们有一个“围园”密谋,等到杨崇伊到了天津,从荣禄处得知袁世凯的“告密”内容,西太后才于初八日凌晨,立即下令抓捕谭嗣同等人,而且抓了之后,迅速决定,不用审判,马上就砍脑袋。

前些年,我就写文章说,西太后发动政变跟袁世凯告密无关,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西太后扩大了镇压面,加大了镇压的力度和残酷度。

凤凰网历史:我采访汪荣祖先生的稿子发表后,有人说,戊戌变法是上了日本人的当,我不知道,这个说法从而而来?

杨天石:这好像没有什么根据。我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当事人毕永年的日记《诡谋直纪》后,写成《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一文,然后继续研究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将两方史料做了比较,认为袁世凯的《戊戌纪略》的主要情节和若干次要情节都可靠,仅在少数问题上有掩饰和美化,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则有意隐瞒关键情节。我还发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所称,西太后准备乘天津阅兵时废掉并且杀掉光绪帝的所谓“废弑密谋”,完全是维新派的虚构。康有为等那么说,完全是为自己的政变找理由。关于这些事,我都写过文章,收在拙著《晚清史事》和《晚清风云》里。

凤凰网历史:回头来看,康有为派谭嗣同去劝袁世凯围园捕后,这个行为有非常大的风险。有人认为,康有为这个想法完全是异想天开,你怎么看?

杨天石:康有为准备了两手,一手是抬高光绪皇帝的权力,抬高君权。所以,他给光绪皇帝送了两本书,一本是《俄彼得变政记》,一本是《日本变政考》。为什么送给光绪这两本书?就是让光绪皇帝学习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靠自己的权力控制局面,进行改革。在当时,如果光绪皇帝是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那样的人物,这条路最后是能走通的,问题是光绪皇帝不是彼得大帝,也不是明治天皇,大权在西太后手上。同样,如果当年康有为的“围园计划”成功,把西太后抓起来,变法也可能成功。

凤凰网历史:那你认为康有为成功的可能性多大?

杨天石:从兵力上看,袁世凯在小站所练的新军只有七千人,自然敌不过荣禄统领的各类北洋兵。当时在京津地区不仅有聂士成、宋庆的淮军,而且有董福祥的甘军,北京京内还有旗兵。康有为、谭嗣同所设计的先杀荣禄,后围颐和园的计划是愚蠢的纸上谈兵。杀荣禄固已不易,率领新军从天津到北京围园,也更非易事。袁世凯之所以不敢接受康有为的计划,恐怕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兵贵出奇。如果以奇谋出奇兵,也不是完全没有成功可能。历史上并非完全没有因少数人的“兵变”而成功的例子。问题在于西太后动作快,她先下手为强。光绪皇帝手上没有兵。康有为手上也没有兵,敢死队队长是毕永年,估计顶多只能雇佣数十人,自然不能成事。

4、慈禧为什么扼杀戊戌变法?

凤凰网历史:我看到有一个学者分析戊戌变法不能成功的原因。第一,诏令的数量太多。因为中国的幅员很辽阔,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文件传递比较困难,而且,当时官僚体系运行效率又很低,执行起来就更难。第二,改革的涵盖面太宽,改革的诏令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方面面,没有轻重缓急,这样它就成了行政效率的障碍。第三,缺乏细则,这些改革诏令都是泛泛而言,只讲原则和大道理,只有空泛的目标设定,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当时,英国人赫德就说,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这样一来,只形成了“口水改革”,你怎么看这种意见?

杨天石:这种意见都对,都有道理,但是都没有抓住要害。要害就是光绪皇帝无权、无兵,在罢免六堂官事件上操之过急,处分太重,没有争取掌握实际权力的西太后的同意。当时,同情变法,同情光绪皇帝的比较稳重的军机大臣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了。这件事,我相信光绪皇帝没有跟别人商量过,纯粹属于个人独断。一方面,把那六个部长、副部长给罢免了,打得很重,打得很厉害,另一方面,迅速提拔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个人进入军机处,职位虽不高,但进入决策圈,也没有经过西太后同意。所以我认为,光绪皇帝锐意改革、热情可佳,但操之过急,失于稳重,不讲策略,没有考虑到会激起保守派如此迅速、如此激烈的反对,而他本人,又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可以善后。

凤凰网历史:在戊戌变法的操盘手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四个人,严复应该是对西方了解最多的人,因为他在英国生活了很多年。但是,戊戌变法的时候,主要是康有为在主导,严复处在一个边缘。汪荣祖先生认为严复吸鸦片,所以比较消沉,你怎么看?

杨天石:严复主张渐进。严复认为要变法,关键是开民智,要提高老百姓的智慧和文化水平。这是一个长期、缓慢、稳步前进的过程,严复后来为什么很落后?他就是过于稳重了。康有为有时也稳重,但是,戊戌时期,他总的特点是,希望快,希望迅速成功,以为抓住光绪皇帝就可以雷厉风行,迅速打开局面。这是两个人不一样的地方。

凤凰网历史:西太后很信任张之洞,清廷一开始是准备让张之洞去领导变法,但是当时沙市出了事,张之洞就去处理这件事,错过了机会。有学者认为,要是张之洞来领导戊戌变法,成功的几率很高。你怎么看?

杨天石:这是假设性的问题了。我注意到了这种意见,有两个人都被认为比较好办。一个是张之洞,还有一个是湖南巡抚陈宝箴。

我认为,如果不是康有为,而是张之洞在那里操盘,戊戌政变流血的场面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张之洞如果搞改革,也就是洋务运动、自强运动的范围。既然清朝政府可以允许奕忻他们搞洋务运动,张之洞继续搞洋务、搞自强运动,清朝政府完全可以允许,但是要想靠他来搞政体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几乎没有可能。第一,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主,西学为用,他反对全盘西化。

其实,有“全盘西化”嫌疑的倒是西太后,到现在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人谈过这个问题。变法开始时,光绪皇帝向西太后请示,西太后给了他六个字,“今宜专讲西学”。“专讲西学”,不是“全盘西化”是什么?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皇帝向他传达“慈谕”时,就有这句话,以致翁同龢当时就表示异议:“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之学尤不可忘。”这个材料应该比较可靠,但问题就是,西太后所讲“西学”,不过是学英文,成立天文算学馆,研究天文、数学一类,她的概念里不会有立宪法,开国会这一套。

凤凰网历史:于善浦先生认为,人们后来对慈禧妖魔化了。

杨天石:我认为,不能把西太后看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顽固派,西太后有几点还是可以肯定,一个是英法联军入侵时,她主张抵抗,反对向热河逃跑。第二,洋务运动开始时,讨论要不要成立天文算学馆。天文,就是天文台;算学,就是数学研究所。西太后是支持洋务派的,有她开明的一面,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这是千古未有之变,给了她深刻的教训,所以后来要搞“新政”,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要发展经济,要奖励实业,要预备立宪。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大胜之后,清政府进一步宣布要“仿行宪政”。《钦定宪法大纲》也颁布了。这些方面,似乎西太后和清政府都在进步,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康有为他们当年的主张。这些,自然可以适度肯定,但是,不宜夸大。西太后和清政府的这些做法,其目的都在保证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其次,立宪有九年预备期,搞的是预备立宪,不是迅速立宪。1909年11月西太后死了后,清政府又搞了个“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其中皇族7人,其维护满洲贵族既得利益的目的就暴露无遗了。

西太后的底线在什么地方?第一,不能损害她的权力。第二,不能损害满洲贵族的既得利益。第三,不能搞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不能触动专制主义政体的根本方面。在这个前提之下,西太后可以赞成变法,但是,康有为和光绪做的这一套,恰恰违反了西太后的底线。不触动这三条底线,变法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5、康有为素质太低?

凤凰网历史:现在有些研究戊戌变法的人认为,康有为个人的素质不适于做改革的领导者,不管他的性格,他的品性,还有他的智识和政治能力,都有所不足,让他领导戊戌变法,实质上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你怎么看这些学者的观点?

杨天石:第一我没那么想过。第二,这都是事后诸葛亮,是以成败论英雄。

凤凰网历史:余英时有一个观点,戊戌变法是对中国传统体制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比如开国会、定宪法,已经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冲突。1898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者就是御史文悌,文悌上的一个长折中说道“保国会之宗旨,在于保中国不保大清。”保国会之宗旨,在于保中国不保大清。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保守派的人,把变法的实质看得很明白了。对余先生这个看法你持什么意见?

杨天石:说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是站在满洲贵族的立场,站在既得利益的立场上考虑。余先生说的有道理。所谓“保大清”,实际上是保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和特权。

凤凰网历史:余英时还提到,戊戌变法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满清统治集团意识到,不管变法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多大的好处,但是都不能让满洲贵族丧失政权。对他们来说,政权肯定是最重要的,但是戊戌变法就是要改变一族专政,这点是满洲贵族集团肯定没有办法接受的。

杨天石:这个可以看得很清楚,光绪皇帝把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提拔到军机处,那是重用汉人一个重要表现。光绪皇帝裁撤了很多衙门,而且准备精简机构,裁掉好多冗官,而且没有给这些官员安排出路,这确实是损害了相当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康有为估计到,他这个改革搞不下去,另外他们也感到自己本身就有危险。光绪在衣带诏里就讲,你赶快想办法救我,你不救我,我可能连皇帝的位置都保不住。西太后后来把他囚在瀛台,让他没有任何权力,而且想立一个新的皇帝,但是因为当时外国人不同意,国内也不同意,没有施行。上海有个商人叫经元善,他发起一个运动,就是反对“己亥建储”。当时全国有一千多个人签名,声势很大。所以,西太后感到,还不如把光绪留着,权力都夺过去了,光绪皇帝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6、经济上的“超稳定”与政治上的“超稳定

凤凰网历史:我们现在来回溯一下,晚清的政治制度变革,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可能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清廷开始被英国人打败,后来又被英法联军打败了,然后后来甲午海战又惨败,就是这种惨败之后,对于士大夫知识精英会产生一种很焦虑的心理,所以就非常激进。你说,孙中山的革命是有必要的,还算不上激进,为什么?

杨天石:前些年有一些议论认为,只要按照清政府新政的那条路子就可以走下去,所以辛亥革命没有必要。这种意见,这两年好像还有发展的趋势。但是,在满洲贵族集团已经非常腐朽,非常昏庸、保守的情况下,等待清朝政府来搞君主立宪,把权力交给人民,等于与虎谋皮,可能性有多大?从它将预备立宪的年限定为9年,从它坚决镇压“国会请愿运动”,搞“皇族内阁”等方面看,等待它“自改革”,要等待多少年?几十年、一百年、二百年,都是可能的。

凤凰网历史: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在中国,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因为几千年的君主统治,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这是否就是光绪、康有为搞戊戌变法难以推进的原因?

杨天石:这个我同意。金观涛、刘青峰说,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这个意见有一定道理。我在《帝制的终结》一书里,曾经将中国的“中古社会”定义为“皇权专制地主小农社会”,是“君主专制制度”和“地主小农经济”的结合体。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十分落后、十分腐朽,但也十分严密、十分稳定的制度,自给自足的“地主小农经济”是一种极为稳定,发展极为缓慢的经济模式。没有新的生产力,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商人、资本家、资产阶级永远发展不起来,社会就无法转型。经济上的“超稳定”和政治上的“超稳定”,两者结合,这个社会也就极为凝固,形成“超稳定结构”了。

凤凰网历史:但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不管是自强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好,清末新政也好,这些变革就没有一个成功的,如果要是从戊戌变法来作为一个个案来检讨的话,你觉得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挫折,主要原因是在哪里?

杨天石:中国人急于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民主的国家,这和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有关。因为危机一个接着一个,中国人当然希望迅速改变这个状况,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急于求成,一步登天,不能把稳步前进视为落后、妥协、折衷主义。须知,激进主义超越现实,超超可能,也常常坏事,带来许多问题和危害。多年来,我们对于激进主义的危害性研究不够,这是缺点。

凤凰网历史:宣统三年,就是1911年,康有为在日本发表《戊戌奏稿》,内容和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所上真奏稿有很多不同,为什么?是康有为有意作伪吗?

杨天石:康有为戊戌年所上真奏议,和后来到日本时出版的《戊戌奏稿》,确有很多不同,有较大改动,人们由此认为,康有为善于作伪,弄虚作假。

康有为、梁启超或者是为了夸张自己的声势,或者是为了争取拥护者,确实讲过一些假话。但是,康有为在日本出版的《戊戌奏稿》,和我们前些年在故宫找出来的真奏议,确实不同。康有为当时是匆匆逃走的,他不可能把他当年的奏稿原封不动带走,所以他到了日本之后,手头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还要宣传,还要争取拥护者,那怎么办?只能根据自己的记忆去恢复。再好的记忆力,他不可能恢复原状,对这个情况,我以为要理解。

比较这两份奏议的前后不同,由此证明康有为人格卑劣,弄虚作假,这是苛求。当然,康有为到了日本以后,时间、地点、政情都变了,为适应当时情况,有一些变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文作者:张弘(实习生汪兰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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